近些年，一定程度上适应买主“口味”及追求“另类”左右了中国艺术的发展，个别艺术家的个人学识及主观意识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脱节现象，追慕新潮、刻意蹈袭的行为也暴露无疑。在市场经济中形成的社会观念和生存现状中，中国艺术家的尴尬与困境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存在，而这又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调整“认识态度”，理顺“创作动机”，建立一种正常的创造与发展渠道及自我体制，显得迫在眉睫。

　　西方绘画的“主义”在中国艺术家的艺术状态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二十世纪后十年，中国艺术家在超大量接触西方绘画“主义”时，产生了无限的敬仰，在承认其“至高”的同时，却难以找到自己在现实生存中的合适位置。虽然说时代总是越来越重视人的个性化发展、创造意识及自身的无限想象力，但仅靠冲动和激情是远远不够的，成功的艺术创造，其价值是一种民族文化与精神的象征。经典的艺术作品一定要能使人激发出健康美好的情操，能使人产生奋发向上进取的精神动力，能给人以无限美的心理、视觉及感觉，能将人对社会、对生活的丰富的内在情感、情绪世界表现出来，更能体现其作为社会进步、社会责任的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我重新赏读毕加索的作品，却不能感受到这些。

　　我信奉庄子的观念，“真者，精诚之致也”。我认为，只有精品才能永恒。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之所以会永恒，是因为她的精彩；因为她包含着内在无限美的生命力；因为她有着作品的震撼性美感；因为她表现出了人类心灵深处感情色彩的共鸣及艺术家所具备的社会审美责任感。达•芬奇所赋予艺术的超越时代的前瞻性，决定了《蒙娜丽莎》影响后世及社会认可度的关键所在。而毕加索的创作将艺术“非人化”，更多的只是一种放弃基本功、否定技巧的宣泄行为。回归“原始”时代，不是返朴归真的写照，更像是一种愚昧。艺术的形成，代表着人类在发展自我、反映自我与社会的进化过程中所取出的巨大成功。艺术描述的是人类与社会的发展史，她表现出了人类不断探索、改造自我、认识自然的美好愿望、高贵勇气及追求精神。当然，不排除毕加索的作品是其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一种憎恶及对传统艺术与现实社会的一种对抗的写照，但其结果造成的却是艺术之美在现代生活中的下降。艺术作品对社会、对生活及对人的否定，必然偏离艺术应围绕社会、生活和人这一轴心。毕加索追求以艺术形成发现并道出艺术与社会、生活、人的一种新型关系，用一种陌生的、怪诞的甚至是人想象力难以触及的边缘审美，试图将艺术禁锢在一个艰深莫测的世界中，但这却恰恰偏疏了人与社会、人与生活的日常距离，颠覆了人真实意识形态下的审美观念。现代艺术家虽然不再以模仿真实为终极目的，但它也不可能将艺术与社会、生活、人相连的关系丧失殆尽。

　　艺术发展到今天，反传统好像成为了一种流行和主调，“当代审美”更多的是鄙视真实。不尊重传统、不承认真实，更多的暴露出了艺术家的诸多问题。多元世界的竞争需要汇集多方面的能力，自己民族古老血脉里潜藏着无限能量，找到属于自己的真实位置，民族自信心坚强给力，世界才会正视中国创造的辉煌，这也是二十一世纪中国艺术家所应有的使命。追随和蹈袭不是融汇贯通，思想上成为西方的“殖民地”，“走路”永远也不会踏实。毕加索等西方艺术家一直是中国很多艺术家崇拜的对像，但这种崇拜不要导致自我创造的盲然和迷失。

　　尽管毕加索的艺术态度是通过对西方社会日常生活的一种宣泄行为，进而演变成为了一种自由的、脱俗超凡的理想体验，但其激进的变革无疑笼罩了一层庸俗之气，怪诞的形象破坏了艺术的快感，彰显出了恐惧“美”的心理。对毕加索作品之“情境”大声喝彩、对其艺术形式盲目崇拜的同时，效仿者已不知不觉中被推进一个权力、甚至强权暴力的充满血腥的场面中，令人混沌其中。

　　亨利•摩尔身上一直坚持着传统文化基因的传承，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对巴黎的多次访问及与超现实主义者的接触使自己的艺术风格受到超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虽然他在艺术创作中采用了超现实主义的抽象变形手法，但他要表达的永远是一种生命的温和与美好，理想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向往。毕加索作品强调的则是现实艺术与传统道德的分野，是对生存形态的反判和抵抗，并极力鼓吹血腥化。如果“真实”、“美”与传统联系都被血腥割裂了，那么艺术与现实、艺术与公众的纽带也会被割断，远离大众、远离事实必会造成艺术的局限性。艺术演变成社会分化的催化剂、造成文明与社会的分裂，一定会失去“文化精英主义”的色彩。欣赏毕加索的作品，更多的是他的名气和地位左右着我们的头脑。但勿庸置疑，毕加索的《亚维侬少女》（Les demoisellesd’avignon）永远替代不了《蒙娜丽莎》。

　　人类社会发展到二十一世纪，艺术一直是与社会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古希腊雕塑《自由飞翔女神》，说明西方社会的精神境界是有形有影的。艺术总是有风格的，风格是一种新创造，新创造需要理智和才智。“画得象”虽不是绘画艺术最高的追求，但从艺术的渊源来说，其追求是建立在“本”之上及“真实与现实”间的。正因为艺术的始端终极没有标准，那么“本”就是人类一直认为的始端，“真”与“现实”是蓄意向往的终极。新创造是一种进步，以“进步”看待毕加索作品，我总有一种错位的感觉。

　　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美表现为与事实的融通与互动，追求意境并带有浪漫的色彩。毕加索所注重的是独立的构建、更新与重造，他对审美事实的刻意剥离，值得我们追问“美是什么”。毕加索斐声世界，多数人的认知是非理性的，因而观赏毕加索的作品，总是为其名所累，之后脑海茫然，一片赞扬声中再有的就是随同的声调。

　　西方文化的猛烈撞击，使国内文化精英原有的价值体系全面瓦解崩溃，自我调节、自然组织的发展机制也随之失去了张力，“观念”的多样化及对西方文化盲目的认同所孕育滋生出的“混血文化”不断蔓延。艺术作品自身的生动性及美感，带有强烈的生命力量，在作品所具备的内在能量及视觉的冲击中享受到“美”，才是艺术大师的高创。尽管毕加索作为立体主义的主将，影响甚广，站在他的作品前，我从没有过“强烈的、动人心魄的美”的享受。

　　中国的艺术评论家对西方艺术的关注，其中尤以吹捧居多。正如无法准确区分中国人品茶与西方人喝咖啡这两种生活习惯孰优孰劣一样，中西两种文化也只有对比的不同，绝不存在高低之分。中西交流，期待的是一种认识和互补，而不是“拿来主义”。尽管人人都对毕加索作品的市场价值了解一二，但它究竟好在哪里却少有人详实的评判。存在这种问题的实质在于，评论家在感观欣赏毕加索的作品时，不仅需要有理智的认识和深度的研究，更要有一种体验的沟通及情感的反应能力。观赏毕加索的作品，其“境界”只是观者茫然间的种种猜想，这种猜想只会让观者进入与现实并无牵连的、虚无的空间。当毕加索在世界范围赢得了声誉后，随之而来的是对其作品的评论一概雷同。优秀的作品总是因其让观者心悦诚服而赢得最后的胜利，继而在人类历史中天长地久；反之，终究逃脱不了历史的检阅。

　　提升创造质量是中国艺术家的理想追求，敬业和智慧必会赢得掌声。逆反的心理、追求新知的狂热与推进历史的真诚混在一起，使得中国艺术家只知道跨越时空的“变体”追求，全然不顾显现出来的浅薄和盲目。实际上，中国艺术家应该冷静下来，把盲目崇拜转化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势，用中国文化精神使跨跃空间的横向思维与跨越时间的纵向思维结合为一。承前启后，温故知新，则必有大成。

　　惟有形式中包含着内容及精神的艺术作品，才能够流芳后世。评论毕加索作品的出发点理应基于“传统”、“形式”及“真实”的基础上做出实际的褒贬，但实际上，现当代的理论评论家却自我的在作品与纯真的观者间设置了非“本”、非“真”、非“实”的障碍。

　　传统艺术蕴含着无尽规则待人挖掘，未来艺术也同样会有规则。评论家在规则中发现并认定艺术的超凡价值，不仅是一种必然性，也是一种主要途径。毕加索凭自身的艺术冲动给作品改头换面，但其传达给公众的艺术审美，不过是评论家及收藏家们出于同一目的地、最大限度地“抽象”肯定的结果。我觉得毕加索的艺术追求实际上是迷茫懵懂的，其心理或许一直是处在没有目的、没有生机的状态中的，他对艺术与社会、生活和精神的认识也好像处于麻木状态的情境中的。尽管毕加索想要追求的是神秘的、捉摸不透的、蕴含深邃的艺术形式，但实际上他的思想和形式现在看起来十分薄弱，很难引起任何纯静的或发生声响的精神震撼。毕加索虽将艺术高于自然（现实）视为新发现，却将艺术之过去、现在与未来所保持的联系统统抹杀，对艺术之“崇高”、“目的”又不能进行形式上的释解，可以感觉得到，他只能将凡俗的手段就置于自由崇高的构思中、并以强迫“手段”服务于这些构思。

　　当代艺术是多元、开放的，我们每个人都置身其中；当代艺术又是不断重新定义着的，正如阿诺德•豪泽所说：“艺术作品必须不断地予以重新解释”。我并非现当代艺术的反对者，对毕加索说“不”，也不是与昨天、今天背道而驰的，只是我对艺术的“自我和重新理解”，我不想缄口不言；对毕加索说“不”，也许意味着我的“自相矛盾”和比比皆是的“说不清”，但不论如何，重要的是我对艺术的一种诚恳的解读，因为我不是一板一眼沿袭他人的人。

2000年于中央美术学院

作者：罗公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