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植根于西南民族民间艺术沃土之中的蒲国昌，几年前会以他独树一帜的板刻、壁饰令人刮目相看。最近他又有一批风格独特的水墨作品问世，再次使人们耳目为之一新。

　　早在1953年，我同蒲国昌一起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在朝夕相处，为时五载的同窗生活中，他始终给我以为人真挚、勤奋好学的印象。作为我们班最年轻的一员，这位来自蜀中青城山下的蒲国昌，有种充满童心、天真诙谐静的性格。我们都还记得，在入学不久的一次晚会上，他为大家表演了拿手的杂技节目。其中种种叫人忍俊不禁的幽默动作，不但显现了他多才多艺的本领，更流露出他那颗未泯的童心。

　　学生时代的蒲国昌给我的另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他那初露锋芒的艺术个性。在当时那种极力崇简和强调专业训练规范化的境况下，他难能可贵的练就了不少“绝活”，清醒地在探求各种作业中的创造和超越。他在当年所说“画画最可怕的是平淡无味”，至今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对今天许多观众来说，或许不会想到，蒲国昌在校期间是个基础功力相当坚实，以造型严谨色彩敏锐著称的高才生。看来，他会在画集册页上说：“年轻时，我画图圈，老师说，不圆”，只是一种戏谑的自谦之语，大概他在这里所说的“不圆”，指的是他对某种刻板的、单纯以再现为目标的艺术模式，感到惋惜和难以适应。

　　如同下围棋的布局一般，命运之神使我和蒲国昌在50年代末期分别被置于西南和东北两隅。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我多少知道一些他在人生道上遭到的磨难。直至1983年，我因参加首次全国性的民间美术讨论会，才终于见到了离别多载的蒲国昌。在“一叙别后”的欢聚之余，他迫不及待地捧出一批近作，谦虚地让我“提提意见”。当时我在这一批别具风格的写意国画面前强烈地感受到，蒲国昌已经为自己拓开了一条奇崛、超凡的艺术道路。那一幅幅同他清楚的面容和简陋的斗室存在着某种和谐关系的画面，充满了浓郁的民间艺术气息和强烈的现代意识。无论是一个盛装的少数民族农妇，还是一个简单女人体，在他的笔下都显得那样富于艺术魅力。他的画风虽已大变，但那一颗纯真甚至带有天真味道的赤诚之心却仍旧跃然纸上。这时，我不能不为他的探索勇气和执着追求，感到惊异和折服。

　　对一个勇于探索的画家来说，作品才是他最有力的语言。这次在运至台湾展出的《我行我素》系列，人们既看不见那模特儿台上习见的摆弄姿势，也看不到那些浮华的胴体。这里为画家所瞩目的，显然并非什么“天生丽质”。那么《我行我素》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以为，在蒲国昌的笔下，通过那朴拙率真的线条，呈现出来的是另一种意象，那种由“圆圈圈和方块块”所构成的特殊形式感。那些带有符号化味道的局部处理，那些在粗率秀劲的笔墨中涌现的韵味，特别是那种简洁轮廓线内所蕴藏的力度，都使这些作品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和浓郁的乡土淳风。这里显然含有和世俗眼光大异其趣的写实层次和品格。

　　如果说被称为“贵州一绝”的蒲国昌作品是个“奇”，我愿意在此字后面加上个“葩”字。因为在我们百花争艳的艺术世界里，应该给这位特殊境况里崛起的“异端”一个应有的位置。

 摘自《艺术家》1991年10月号

作者：英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