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王国中获得心灵的绝对自由和解放，达到一种天马行空，心游大荒的逍遥境界，是蒲国昌艺术始终追寻的一个基本价值和理想。有趣的是，当生存意志构成对艺术自由的威胁时，蒲国昌几乎是本能地选择了向艺术世界的逃逸。在蒲国昌的艺术生活中，对艺术自由近乎狂热的执著追求与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自觉逃避和拒斥构成他艺术创作活动不可或缺、相互紧张的“自我”。蒲国昌艺术的创造动力即根源于这种生活与艺术，内心自由与外部限制相互矛盾冲突的内紧张。

　　和在技术神话拜物教中成长起来的某些先锋派艺术家不同，蒲国昌对物质文明和文化的腐蚀性入侵怀有一种不安和恐惧。他执著于生命，相信艺术自由的获得是非技术和非现代性的，换言之，艺术自由的确立在于艺术家个体生命的飞动与张扬，在于未经文明污染的原始生命的回归和呼唤，在于艺术生命与精神形式、语言的和谐统一……这种乌托邦色彩极浓的个人主义站位姿态，使得蒲国昌的艺术在风云再起的“贵州现象”中显示出独立不羁的清醒的文化自觉，代表了本土生命激流对现代文明腐蚀性入侵的抗议和批判。

　　艺术创造中，真正自由的感受是建立在创造的心灵逐渐开朗的过程之中。人生最大的幸福在于享有自由，有了自由才能创造，也只有在艺术等真正的创造性活动中，人才能真正享有自由，体悟到自由意义的可贵。因为艺术是从有限世界的黑暗与不可解中的解放，是对自由的表明和确认。在蒲国昌的艺术世界中，创造的自由表现为一种不役于物，不滞于心，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游戏才情，在游戏过程中，知识消解了，欲望逃匿了，对抗解除了，精神便在当下得到了一种超然出尘，非功利的快乐和满足。

　　蒲国昌把自由看作艺术家个体生命的张扬和实现，在那些喧闹，拥塞，浓烈的画面中，生命激情的宣泄意识是群体的而非个体的，是人世的而非出世的，一***传统文人画的孤高和荒寒，这或许是因为面对外部世界的无力感，使他对孤独的自立有一种不可言喻的逃避与惶恐。热闹，人世的生命符号充塞了他的艺术空间，大俗大雅，大雅大俗，拥塞而又流动，欢乐自信之中又夹杂着一丝不安和惊恐，而那天真未泯的幽默和自嘲又暗暗地加重了这种惊恐和不安。蒲国昌对野性生命的执著有时表现为一种赤子般的自恋和迷狂，他夸大了原始生命真实氛围中的欢乐和火爆，给贵州山地那些鬼怪的精灵符号，罩上了一道空幻光芒，世俗的热欲使之光芒万丈，洋溢着勃发向上的英雄主义狂欢。那些纷乱的精神符号从本土文化的精神世界中扩张出来，构成了蒲国昌艺术世界的独特语汇，在那些创造的欢乐瞬间，蒲国昌肯定从中体会到了君临一切的快乐与满足。他说，最使他迷恋艺术的就是那种无拘无束、自由创造的快乐。在艺术王国中，艺术家就是统治者，就是君王，当艺术家用艺术意志去反抗社会意志时，就会达到一种艺术自由与生存意志的平衡，从而获得一种破坏秩序，反叛规范的快感。

　　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一个没有创造生命与个人尊严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一个人只有在对生命有清楚的自觉，对生命的资源有清楚的自知的时候，他才能发展内在的自由。换言之，个人依据生命的自觉及对生命资源的自知，才能以自由意志去追寻生命中道德的尊严与创造的意义。在蒲国昌的艺术创造活动中，自由的创造精神维护并提升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并以一种从深厚本土文化中提纯出来的幽默天真、自然质朴的艺术方式，向我们充分揭示了外在于我们生存的精神奴役和种种威胁心灵自由的偏执和僭越。

　　艺术是生命创造的转换，其中没有日常生活的重荷、枷锁、畸形和病态。在艺术世界中艺术家拥有自己的生存的位置，它是艺术家向另一世界进发的通道。在中国大陆90年代世纪末的文化氛围中，真正独立的艺术品格和自由精神面临了虚无主义价值解构和物质主义侵蚀的双重挤压。蒲国昌在自己的艺术工作中把艺术家看作是一种边缘性的话语角色，用艺术抗拒生活中“语词的暴政”对心灵自由的剥夺，以一种个人主义的乌托邦姿态维护了艺术自由的价值和尊严。

　　就像别尔加耶夫所说，艺术就是自由，它近乎神迹。在日常生活经验中，我们也许永远不可能看到绝对自由的边界，但在艺术世界中，我们对心灵价值的守护或许会使我们迈过真正通向自由的门槛。

摘自《当代艺术》系列丛书第九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

作者：管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