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证“纪实摄影”这个词汇时，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特征，尤其是关于纪实摄影的这一个“纪”字，的确发人深省。《辞海》中关于“纪”的解释，首先是“纪”同“记”，如“纪录”，这是对纪实摄影最直接的解释。接下来的有，纪：找出散丝的头绪；还有，纪：整理，综理；比如纪实摄影的概括性，就是一种整理提炼、找出关键头绪的过程。下面一连串关于“纪”的解释，也许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纪：年岁，《后汉书》中有“显表纪世”一说，李贤注：“纪，年也。”还有，纪：纪年的单位，若干年数循环一次为一纪，比如有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历史上以百年为一世纪等等。这些解释说明，不管中文的“纪实摄影”这一词汇是翻译的也好，还是直接创造的也好，其中的“纪”字用得十分妥帖。因为一旦用了“纪”，就不得不考虑“纪”的多重含义，也就是说必须重视纪实摄影的历史纪年作用和文献价值。反过来，摄影家在纪实摄影尤其是专题的纪实摄影拍摄过程中，也不得不考虑一个时间的问题——只有通过一定时间的积累，专题纪实摄影的时间纪年价值才可能得以充分地展现。在纪实摄影的历史长河中，通过漫长的时间积累完成一个专题的摄影家不在少数，然而能像厄韦特和王文澜那样十年磨一剑的摄影家，恐怕还是不多见的。
　　艾略特·厄韦特（Elliott Erwitt，1928—  ）出生于巴黎，父母是俄罗斯人，年轻时移居美国。他在成为摄影家之前，曾在电影学校里学习，并在1953年被玛格南图片社的创建者之一罗伯特·卡帕邀请加入该组织。厄韦特的作品曾出现在许多书刊杂志和展览中，包括在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个人展览。
　　说起在摄影上的成就，厄韦特对自己的评价是：专业的摄影家投身于业余的爱好。尤其是当他在纽约无所事事或是其他的闲散时光里，比如在四处旅行的途中，他徜徉于各种博物馆和艺术展览的空间，考虑艺术问题，观察人物，同时拍摄照片。前些年，在《博物馆的观察》一书中，厄韦特第一次将自己对博物馆的关注结集成书，这些照片的跨度从1949年一直到1999年，时间跨度长达50年，这在摄影史上的确是罕见的。
　　厄韦特自信地认为：他既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家，也是一个有着特殊业余爱好的摄影者。 他对博物馆、展览和历史的陈列情有独钟，甚至对于所有的可以接受的视觉陈列，如“人类对于模仿、增补、改变或是中和的自然作品”——简而言之，就是艺术品发生兴趣。尤其是他充分地体会到：博物馆可能就是几乎所有艺术制品的集散地，更重要的是集中了观众的反应。对于博物馆中人们的观察是很有意思的事，因为这里面浓缩了形形色色的观众。对于一个摄影家来说，就像是在拍摄“桶里的鱼”一样。
　　“桶里的鱼”，一个多么新鲜的比喻！任何展览的空间就是一个桶，所有的观众都只能像鱼一样在这只桶里游来游去，而冷眼旁观的厄韦特也就无所顾忌地体会到了“赏鱼”的乐趣。在这样的一种关系中，他发现了雕塑就是一个很好的主题——它们是三维的，人们可以绕着观看，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审视。雕塑具有注视的能力和表情。它们看着人们，人们也做出回应。雕塑和观众相互之间的姿态互动，可以让摄影家对他们做出比较。现代人如此近地面对相距数百上千年时空流逝的雕塑，不管是匆匆回眸，还是驻足凝神，都将释放出心灵的无限感慨。
　　王文澜作为《中国日报》的摄影记者，他的很多摄影活动和新闻本身无关，抑或可以说他把新闻报道引向了一个更广阔的领域。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的个性和个人爱好引领他进入一个广阔的摄影领域。王文澜曾说：“也许我更适应做自由摄影师——但也是那种吃不上饭的自由摄影师。”王文澜的一些纪实摄影专题也都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比如他始终用黑白影像拍自行车，已坚持了三十年。如果说厄韦特的闲暇时间都消磨在了博物馆，那么王文澜的闲暇时间可能消磨在街头；千姿百态的自行车被王文澜“赋予血肉、赋予肢体、赋予表情、赋予灵魂”。他把自己的心血灌注到自行车里，把自己的生命给了自行车，于是自行车也就有了生命。其实三十年拍自行车，拍得是酸甜苦辣的生活，拍得是形形色色的人——“市井众生像，阡陌百态状，边疆异域情”，从而成为当代中国摄影的一段传奇。尽管王文澜“并没有专门去拍自行车，心里有了这个题目，很多时候是顺手拍摄，碰到就不放过”，结果一不小心，三十年的积累，成就了一个“自行车王国”——不仅是图像，他还为每幅画面加上了画龙点睛之笔，透露出机智和幽默：“自行车就像一个个细胞，渗透到社会机体里的每一个角落里，在那些被凝固在照片上的日子里，自行车给了人们难以忘怀的情感与自由，我们有多少愿望和理想都是在自行车上实现的。自行车给我们带来过痛苦，但同时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快乐，自行车将会永恒。”的确，从博物馆到自行车，最终围绕人所展开的主题，也就有了永恒的生命力量。
　　厄韦特和王文澜在为人处事以及影像的表现手法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厄韦特曾这样说：所有的博物馆都是富有个性的，一些是私人的和受欢迎的，一些是宏大的和高深莫测的。一些具有强大的挑战性和现代模式，本身就具有不凡的吸引力。一些博物馆举办特殊的概念艺术。我最喜欢的展览不是炫耀自己的、大声喧哗式的，而是以其幽默的力量取胜。而厄韦特的拍摄也以极其低调的方式，以藏而不露的表现手法，通过幽默的力量吸引着我们的目光。甚至面对博物馆拍摄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比如其中的警卫，他不无幽默地说：除了电梯的操作者外，警卫的职业可能就是世界上最无聊的工作了。他们的职业特征决定了就是要禁止什么。因为在大多数的博物馆中拍摄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厄韦特常常带上一架小巧的不引人注目的照相机，同时不能弄出太大的声响。一旦警卫不注意的时候，他迅速将照相机举到眼前，在按下快门的同时咳嗽一声，就能蒙混过关。在实在困难的场合，他还会请一位朋友分散警卫的注意力，然后迅速工作。
　　有趣的是，王文澜也曾这样认为：“摄影者走到哪里不要露相为最好。我也有过张扬的时候，刚开始时也显示新的器材，和人比镜头好、长、多。归根结底是因为你对自己不自信，才去拿这些证明自己。好在这种时候不长。我发现，这样很耽误事，精力分散。后来我的镜头几乎就是一个，我最常用的就是傻瓜相机。”人们也许无法指望在王文澜那里看到强烈的影像，但不得不承认在他那些细腻、温和，甚至平常的影像背后自有其深意。在我的印象中，一个拿着傻瓜机的王文澜总会出现在一个合适的位置，经常是举过头顶，恰到好处地按下快门。就像拿着小巧的徕卡相机的厄韦特，潜伏在博物馆这个硕大的“水桶”中，悄无声息地观察和记录芸芸众生的每一个刹那，给人带来悠长的玩味。他们都以充满热情的、个性鲜明的图像和文本，以独特的方式和观众进行了交流，其中不乏视觉的幽默，同样也呈现出严肃的思考。
　　厄韦特在拍摄了五十年的博物馆，编排出版了画册之后，只是轻轻地说：“从本质上说，所有的博物馆都是有趣的。即使它们本身并不算什么。” 王文澜则说：“每一个摄影记者拍不出来好照片是非常正常的，拍好照片才是罕见的。”独特的为人处世方式，决定了这两位摄影家有着足够的耐心，凭借足够的生活底蕴，从而咀嚼出人生平凡之中的甜酸苦辣，“碾磨”出生存的千姿百态。
　　写到这里，我突然有点疑虑，因为我想到王文澜如果看到这篇文章，也许会不喜欢。因为我在这里将他和一位世界上已下有定论的大师级摄影家进行比较。而对于王文澜来说：“我和大师沾不上边。大师是历史定的，是时代认定的。除了照片还有很多因素认定你是否是个大师。”而且王文澜十分坚定地认为，对于好照片来说，“我一张都没有。但也许我现在看不上的照片几十年以后有了它的价值。好照片需要年头、需要别人判断。我现在自己很难判断”。好在王文澜比厄韦特还年轻二十多岁。厄韦特拍摄过除了博物馆之外的很多专题，比如世界各地的狗（三十多年的积累出版了一本??册），还有情侣专题等等。王文澜成功的专题也不少，然而他曾不无幽默地说：“我还有很多成组的题材烂在肚子里了。”并且对这些“烂掉”的题材不肯透露。好在再过二十年以后重新评价王文澜，一定会有更多值得咀嚼和耐人寻味的话题出现。那时候文章的标题，或许应该改为：五十年磨一剑？
　　2007年2月写于上海
　　林路：摄影评论家、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广告系教授

作者：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