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陈文明大宽先生所制印章，刀笔间多变化，变化中藏理趣。摭此“理、趣、变”三字，庶几可见大宽篆刻之端倪。

　　一、循刀笔之理而为

　　篆刻之道，起于刀笔之间，方寸之内寄寓笔情墨趣，最高境则合于自然之理。循理以进，以期合道。熟谙书理，制印方能深契其中。大宽奉行“印从书出”的古训，追求刀中见笔的效果。他曾言：“篆刻，先篆后刻，为习印之不二法门。篆，重在写，写胸中之意气，以笔毫之起承转换，体现乖合虚实，开合巧拙，藏露工草。刻，重在刀法淋漓，痛快、沉稳、浑厚。”在大宽看来，篆法居先，无篆则无刻。自秦汉以降，印章多以篆字为之，识篆、写篆，为篆刻家必须遵循的理路。篆分籀文与小篆，大宽似对籀文更有兴趣。商周之际，籀文铸于钟鼎，圆浑厚重的笔触与饰以饕餮之纹的器物交融，给大宽以创作的灵感。其印浑厚苍茫，得于以籀入印。他曾花专门的时间临习钟鼎铭文，多得《散氏盘》、《毛公鼎》诸物铭刻之气息。有的印章仿佛直接从这些铭文中截取而来，浓缩于方寸之间，显出重若崩云的气象。

　　籀文固然自具厚重之气，然若不得用笔之理，亦只能是肉乎乎一团。大宽写印稿，用笔厚实而不失精微，儘管径寸之字，亦能依循书法之理。先是保证篆法之纯正，然后根据毛笔性能，做出使转腾挪，于是点画有长短、粗细、方圆、曲直诸特征，结字有主次、正侧、揖让诸配合，正所谓“以笔毫之起承转换，体现乖合虚实，开合巧拙，藏露工草”（陈文明语），与孙过庭“变起伏于峰杪”、“殊衄挫于毫芒”（《书谱》）相合。凡此种种，均为用笔之理，写篆之理。

　　印章做法，主体在刻，刻印者须深明刀法。刀法核心在控制刀的走向与速度。轮扁斫轮的高明处在於得之心而应於手，即心欲达而达之，心欲止则止之。大宽凿印之刀极熟练，一则举重若轻，朱文细密处隐隐绰绰，块面中见点线的跳跃与穿插；一则举轻若重，抡刻刀如大斧，刀劈斧凿之后，点画纷披，痛快淋漓。

　　刀笔配合之理又体现在章法的分佈。看得出来，他於战国秦汉印均下过很深的工夫，对明清流派印亦熟谙于心，故能在线条分割的朱白之间发现阴阳、虚实、主次之理。从写篆到刻制，总能从宏观上把握印面的布局，下笔下刀之前，通体构想，根据所制内容雅俗、字数多少、字形繁简、印面宽窄以及治印对象，参照前人样式，做得体规划。名章一路，多所规整；闲章之类，则见新奇。其为启功先生治名章，汉印之风宛然，以满白写篆，几乎不为刻制留出发挥空间；而《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或借封泥之形，或借烙马印之形，行创作之实；更有《十分红处便成灰》，刻邓石如句，浇自家块垒，形制完全自出机杼，观其疏密、虚实、连断、揖让、呼应，均可圈可点。类似的如《鲜鲜霜中菊》，为缶翁旧印用语，经大宽借来刻制，面目全新。《澧水醉翁》、《圳沟岭上君》诸印，印稿讲究，写、刻生发，直至印章完成，章法才算体现。

　　由笔而刀，刀笔配合，篆法、刀法、章法，循循然颇见秩序，此即大宽刀笔之理。

　　二、寓心意之趣以进

　　为艺之道，关乎一心。大宽先生写心、刻心，以心驱遣刀笔，於刀笔中见意趣，即便应景之作，亦能偶见机巧。“仁爱精勤”，此为湖南师范大学校训，铭之金石，固以庄严稳重为要。大宽将其处理为方形，阳文，线条以直为主，有黄牧甫之风。但佈局巧妙，“仁”、“勤”二字缩紧，“爱”、“精”二字放松，整体张弛有度；更有“勤”字“力”部作弧线，使整个印面多了生机。至於其他各类可供发挥的印文内容，在大宽笔下更是机趣粲然。如“心画”长方印，整体守住中线，“心”与“画”均以正取势，但“画”上部中画倾侧，中轴产生曲线，整个印面立时活跃起来。

　　用刀乃大宽制印最见意趣之所在。以刀代笔，驰骋印面，艺术创作的欲望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大宽精印稿设计，对格局有整体观照。但当刀与石接触后，创作的激情往往得到瞬时激发，在印稿的大致框架之内，加以改造，层层增进，印面效果既在法度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大宽刻金文，求大感觉，以利刀出钝刀效果，趣味即在这种感觉与效果中。利刀慢走，全在速度与力度的掌控。高明的用刀者，两种效果同时发生：一则点画起收干净利索，给人爽快之感；二则长满疙瘩的点画线条中段显得苍劲雄浑。大宽诸多以籀入印的作品均如是。

　　三、参自然之变以化

　　刻印之艺，高境界在於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所能成。大宽为艺，以合於自然之理为旨归。参自然之变以化，妙合天成，方能变中入化，此实难能，而大宽已在勉力为之。即使名章一路，虽以较为规整的秦汉玺印为基，但当为艺术见解趋於一致的同道治印，则能取法奇肆野逸的将军印、烙马印，於规整中见别致；尤其为自己所做诸印如《陈文明字大宽印》、《宽彦山房》、《大宽》、《陈文明之玺》，则无所挂碍，一任天然。

　　变始於常，只有对常格有熟悉的掌握，才可能有变格的发生。大宽认为：“章法之构成，全在主次。主次立则印面活，点画线条全凭章法节奏成趣，而章法之自然成趣则有据於篆法字法之摆布与挪让。”诚哉斯言。他对战国烙马印《日庚都萃司马》的“U”形格局研究精微，运用极为熟练自如。《余秋雨玺》、《李泽厚玺》、《周宁之玺》、《于见闻印章》、《胡抗美玺》、《黄林非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鲜鲜霜中菊》、《南湖草堂之玺》、《陈文明之玺》、《文明之玺》、《庚寅学金文》、《崔心耀玺》等，无不从此印出，而字体多用金文，偶参甲骨、陶印文字，点画线条虽变动不居，而主次分明，字形体势虽摇曳多姿，而自然成趣。《归远堂》、《蒋金华玺》、三印将“U”形格局加以变形，《烟浮远岫》更将“U”字形制颠倒，产生出一种崭新的印面效果。这种格局是否合理姑且不论，就其常中求变的精神，恰是艺术创造所需要的。

文/李逸峰

作者：李逸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