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在1986年初夏，一次朋友聚会上，我认识了王敬恒先生。算来已经十多年过去了，但初识王先生留下的印象至今还很清晰。王先生言语不多，别人论辩，他大多数时间是听，当有了空隙，他才插话，而且很简短。他个子不高，鬓角有些花白，前额略秃，头发有点乱蓬蓬的，神态平和、坦祥、谦逊，他给人的这种印象和那个时期推崇的故作艰深或浮躁恰成对比。整个下午，王先生很少说话，独自呷茶倾听，我只记住了他说的一句话，是在谈到中西绘画比较时，他说，其实国画笔墨同样能达到西画的视觉深度。

　　第二天晚上，我独自问路拜访了王先生。在王先生画室瓜芝斋，他拿出了他的一大摞画，几十张小品，一部分花鸟，几幅山水。这是我第一次读王先生的画，当时读这批画给人的惊喜和激动，十多年后想起来，仍历历在目。这批作品含孕的笔墨机杼和强烈的视觉张力，使这次阅读变成了一次重大发现。富有力度的线条，反复积叠咏叹的刻画，个性化的造型空间，高度整合的笔墨形式和源自生活的题材寓意，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已然自成一派。尤其他的小品，在当时，已经预示出了传统写意笔墨在切入更真实的个体体验时，能够发展出新的艺术可能。一只瓶花静物，可以是女人体，乖巧的动物，猫、老鼠或鱼，在一个场景或某段情节中陈述着生存的意义。要么是田园景物，守望的村妇，牧归图和樵夫，充满智慧表达的各种各样的造型。王先生的小品创作并非是我们通常习见的那种大作品的缩小或局部勺取，他把小画当大画画，谋篇布局和笔墨修养，都表现得极具宽度和深度。王先生小品画体现出来的日常情调和寓言文体，发展出来的富于韵感的书写趣味，给人留下了及其深刻的印象。

　　在1998年夏搬到成都东郊前，王先生住在金泉街一处旧宅里。院宅是老式砖木结构，南北向，屋里铺有木地板，带一个几十平米左右的院坝。院里有两棵七、八米高的香樟，墙角是一丛叶片伸出街面的芭蕉，这些都是常绿植物，剩下的就是荒草杂花。整个院子看起来显得凄美孤寂。从画家的眼光看，这种带有历史苍桑感的斑驳芜杂是很难得的一种空间，它很容易就使我们的聚会获得轻松、自然的氛围。我所认识的三朋四友，在王先生的旧宅聚会时大都是在黄昏后。我那时年轻，聚会人多我就席地而座，或把屁股搁在院子大门的木门槛上。大家就着夏夜从屋里射出的微弱灯光，天南海北一阵闲聊。谈得最多的当然还是绘画。当时成都正处于‘85新潮美术的旋涡中，那是一个令人激动也让人迷惑的时代。免不了我们会谈到当时的种种艺术现象。而王先生除了谈他对黄宾虹的理解外，对当时西方的先锋艺术，以至更早期的马蒂斯、夏加尔也颇多点评。除此之外，儒雅俊朗的书斋味和真诚平易的民间气息，清爽简淡接物，谦逊自在待人，这种难得的混和气质，从一开始，就使与王先生的交往变得富有吸引力。

　　王先生很随和，我们几乎任何时候都可以在他卧室兼画室的那间屋子自由出入。在他的画室墙上，有几幅清人书法拓片和他本人画的花鸟。当时，王先生主要攻花鸟，笔墨源出吴昌硕、齐白石，笔法灵动，构图大气，注重书性笔墨和色彩表现。记得在很多次聚会上，或是我独自去拜访他时，他都反复陈述他创作时的绘事理法，说他画画很象怀胎，只知有孩子了，至于是男是女，面目如何，只有待生产后才知道。在他看来，古训“师法自然”就是着重笔墨创造。在与他的很多次交往中，关于如何看待自然物事的问题，我都感觉得到他观察自然的方式，实际上是出自一种更古老的“万物有灵论”。在王先生的美学思想中，笔墨的生命和表现对象的生命常常是相互连接，甚至是相互纠葛相互生发的。王先生的画值得深入读，反复玩味，就在于他广泛汲纳并创造出了他自己的特有符号，如快速横抹的色彩云岚，具金石味的鱼，松动但富于张力的生笔韵致，墨彩雀鸟，这些笔墨形态，使他的作品脱离了画坛习气而极具大师风范。王先生的花鸟、小品，以至他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山水语言，始终都保持了一种鲜活与笔趣，这是和他长期独立思考、观察并大胆创造有着内在联系的。

　　王先生的花鸟是否达到了很高的创造境界，虽然不敢妄下遽论，但他的小品和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的山水，具有极高的笔墨造诣，真正打通了传统语言与现代趣味的沟堑，显示出罕有的独创性，至少不是妄说。就我所知，在成都画界，只有少数几个朋友有机会看到王先生藏于案下的大量作品；能够看到画家那些人头瓶花静物造型，写有“微风吹着我的头，叫我如何不想她”题跋的鸭子等各种小品画的人，恐怕更少。

　　由于多年交往，我是有幸走进王先生画室，亲眼目睹他画画的人之一，那真正是一种享受。软毫，墨，自研的颜色，宣纸，随画随想，任意抒写，奇妙的想象力加上出人意表的笔意，就是一幅作品的构成。在多少有些破败的陋室里，解衣磐礴，汗与墨齐飞，就是王先生在画案前的形象，某种意义上，也可用来作为他致力于创造并进入了一种自由境界的注脚。

　　1988年，85新潮已进入尾声。而新文人画似乎是那个年代至今能够让人记得的比较典雅的国画事件。在四川，国画界仍波澜不惊，大家都在纪念陈子庄，也在摹仿和抄袭他的天才。88年的一个初夏，我记得，在有戴光郁、罗伦建几个朋友参加的聚会上，大家又谈到了令人沉闷的四川国画界。四川有些特别，它的土壤适合于产生天才也适合于埋葬天才。我们又议论到王敬恒。王敬恒先生是我们这帮年轻人都十分敬佩的国画家。这除了他一直关注在那个时代我们做下的艺术反叛举动外，还由于他的国画艺术已经显示出来的天才迹象，这似乎象征着一种希望。地道的传统笔墨与现代趣味，想象力与民间生气，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使王先生常常成为我们兴奋的话题。这一年我开始涉足商海，自己画画的时间自然少了，但这样反倒使我更看重王先生的创作。对我而言，王敬恒身上散发出来的人格魅力，使金泉街那幢旧宅比以前更加吸引我。不久，在四川美术馆，我们为王先生筹办了他的首届个展，展出了约120余件作品，花鸟居多，其次山水，少量人物。后来证明，这次展览是王先生艺术生涯的一个分水岭。因为这次展览标志了王敬恒水墨花鸟艺术进入了成熟期；更重要的是，展览一结束，王先生很快就做到了谢绝一切活动，重新闭门读书作画。到91年，王先生开始重点转向山水画探索。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近十年。

　　很多年来，王先生一直都保持着上午画画，下午读书的习惯。我因为忙，只是偶尔去看他，去的时候大家就坐在院里闲聊。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画画。王先生好读书，除了艺术类，还尤好读哲学书籍和经典小说，诸如康德、尼采、熊十力、莎士比亚、鲁迅。王先生经常在他的斗室里夤夜披读而不知东方之既白。长年积累，王先生拥有了极深厚的艺术学养和敏锐的感受力。王先生多次说，他喜欢民间生活的温暖感，但同样欣赏形而上的冷色调。后来他的山水语言达到了极具现代感的抽象境界而又保持着十分地道的中国笔墨传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十年蛰居，十年浸淫。到2000年1月参加成都现代艺术馆举办的“世纪之门：1979—1999中国艺术邀请展”，王敬恒先生的山水艺术已然大成。他把中国画的线条发挥到了极致，书写点染，繁茂往复，绵密的笔意和松动的内部空间相因相成，在近乎抽象的视觉符号中传达出中国传统笔墨丰厚的文化蕴涵。概言之，苍茫的书性笔意和生涩笔味，鲜活的民间情调和文人写意的知性内涵，使王敬恒的山水画融合多种美学旨趣而具有了非常个性化的独创面貌；举凡书法，音乐，哲学，个人阅历，都以某种形式整合进了画家非凡的笔端，成为画家重新勃发的创造力的来源。如果说黄宾虹的积墨达到了水墨山水难以逾越的浑厚境界，那么王敬恒更加自由的综合风格则兼得黄宾虹的浑厚，虚谷的生涩。子庄的机趣。王敬恒的笔力，笔意，笔味，见解，事实上已使他在黄宾虹和陈子庄之间走出了自己的蹊径，其面貌已独树一帜，蔚为大观。1976年陈子庄先生逝世后，四川国画界似乎失去了创造性的大师级笔力，但王敬恒的出现，或许将改变这一现状。王敬恒的高度及其价值，通过时间的过滤，相信将会日益显现出来。

　　由于旧城拆迁，金泉街已不复当年面貌。旧宅换成了新厦，香樟和苍翠欲滴的芭蕉也消失了。但在我的记忆中，旧宅天井中的那两株香樟仍如王先生的墨盒一样，散发出淡而弥久的清香。王先生曾在祖传的多少有些荒芜的旧宅里亲手栽下新树，现在回味，在王先生近四十年的绘画生涯中，这个举动已越来越具有了一种象征意味。

2000年初夏 邓鸿

作者：邓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