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画文物鉴定史上，真与不真(伪)是一个界线清晰的标准。凡真必不伪。凡伪必不真。但也有例外的例子，比如书法史上的唐摹《兰亭序》、武则天时的《万岁通天帖》，都是后人摹搨，它肯定不真，但又从未有人指责其为伪。这样的例子告诉我们，除了真、赝之外，还有第三种形态。似真而实非真。

　　青铜器研究中，这样的例子更见典型。在商周器、战国器等等被视为珍宝的大背景下，宋代的文化转型使尚古成为一种士大夫的风气。从欧阳修、薛尚功、刘敞到赵明诚李清照，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对古铜器的考订叙述，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对收藏过程中甘苦曲折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宋代士大夫嗜古的盛况，尤其是在当时商彝周鼎出土面世渐多，宋徽宗内宫编纂《宣和博古图》《宣和画谱》《宣和书谱》以及《宣和印谱》(传)，朝野合力，营造出一个金石学的大时代。

　　宋徽宗时代不仅留下了大量的古代钟鼎彝器的图像文献记录，还别出心裁地留下了一批实物记录。北宋皇祐年间，“初议礼局之置也，诏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属也。其后又置礼制局，于编类御笔所。于是郊庙禋祀之器，多更其旧。”这就是说，朝廷设礼制局的一个主要功能，即是仿制古青铜器以供当朝祭祀之用。为使它有充分依据，还诏求天下古器以供仿制。至于宋徽宗又是嗜古的文艺皇帝，更是把青铜器仿制由祭祀礼制之需转向古物鉴赏的艺术目的。“每得一古器必令良工仿造之”，且都达到可以乱真的地步。比如仿春秋宋公成钟而铸的新钟，号“大晟钟”并配新乐《大晟》，其纹样刻口较浅，虽少见古器端庄厚重之味，但却融入了宋代文人士大夫风流倜傥的韵致。另外，“大晟钟”又让我想起了宋代大词人周邦彦以精通音律、能自度曲而被封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这是中国音乐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围绕“大晟钟”，可以有一个跨文化的系统研究。这就是“仿器”给我们带来的有趣话题。又从经济市场角度看，宋代仿器多注明制造时间及“帝制”“帝铸”“帝造”“皇帝”字样，与商周彝器中“王乍”等惯例不同。虽然器形相似，仿制精度甚高，但既有款记，显然不是纯心作伪，以伪混真。故曰“仿器”——它肯定不真，但也不是伪器赝鼎。

　　其实，在宋代仿器之前，就有所谓的“句容器”流行一时，以至要宋人单独辩明之。宋赵希鹄《洞天淸禄集》云：“句容器非古物，盖自唐天宝间至南唐后主时，于昇州句容县置官场以铸之，故其上多有监官花押，甚轻薄漆黑，款细，虽可爱，要非古器，岁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见大凤环瓶，此极品也!”据此可知，其实在宋代以前，从盛唐到唐末，已有仿器出现，只是规模不大。但造仿器却有专门的场地，还是官方设置的。以至宋人还要龂龂辨伪“要非古器”。或许在赵希鹄们看来，这些就是今天充斥市场牟取暴利的赝鼎伪作，不可上当受骗，以为是三代古器也。

　　宋代仿器传统一直延续到元明清。元代国祚短暂，传世仿器并不多。据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元代还有“出蜡局”仿造成套的三代青铜器作为庙宇祭供所用，但制作粗糙，仅得三代器的形似耳。据明代《宣德鼎彝谱》所载，明内府仿器规模远大于宋元。而所造鼎彝的器形、用料，各种记载清单，全收入此谱之中历历可查。但质量不佳，器形仿古，可具体到纹饰、圈足、双耳等处，却常常见出异样来。至于清代，仿器更是随心所欲，许多今天看起来破绽百出的漏洞，其实不是清廷造办处没有眼光或无意疏漏，而是皇上或王爷大臣们我行我素的结果。“仿”只是使用的需要，只要本意不在作伪，以当朝皇上趣味为中心的改造而不全依古法，本来是十分合乎逻辑的。只是今天看来都是文物古董，我们会以文物鉴定的心态去审视它们，并以造假视这些仿器，以为它们是水平不够露出破绽而已。

　　既非真器，又非赝鼎，而是介乎中间的「仿器」。论学术历史，它显然不真;但论文化，它却又有存世价值并且构成一段历史。这让我们十分为难。以此看中国浩瀚的大历史，许多现象的评判，都不是非黑即白的贴标签，好人坏人泾渭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青铜器历史上的“仿器”告诉我们一个浅显的道理，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有一个定义是可以成立的：伪器赝品是以欺骗市场牟取暴利为目的，故人人深恶痛绝之。而“仿器”则是为某种特定的需要，它没有现实功利的利益考虑，因此，我们对自宋元以来的“仿器”现象表示深深的理解，并愿意以它为学术研究课题。当然，宋代仿器是否百分之一百没有进入市场，不太好下断语。但像清代乾嘉以降大量上古青铜器出土，引发清代金石学大盛，嗜好收藏青铜彝器的达官贵人士夫文人者众，于是有商贾大量雇工专事伪造以谋利，原来以“仿器”营生的工匠转向造假，伪器泛滥，急于牟利，于是讲究精细尽量贴近原古器的技术与工艺水平逐渐失传，“仿器”的历史也就自然消亡了。这真是令人扼腕叹息的憾事啊!

　　其实何独青铜器研究如此，市场经济以利益为指挥棒，毁掉多少本来很有才华、可望大成的书画家、工艺家，以及多少传世绝艺?

来源：凤凰艺术-收藏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