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问什么理由可以使一个在南国生活了几十年的人，还要来到北国，重起炉灶，太平年月自然不会有太多离奇的故事，朱万章的“北上”，不是个例，亦无传奇，像他的老朋友王璜生、梁江一样，他也是从广东来到北京，不同的是，他是从广东省博物馆离开，落脚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对职业上的这次转折，他认为：“从一个地方大馆到国家大馆，无论是研究的深度、广度以及眼界的开阔方面，都有一个实质性的飞跃。国博的学术氛围浓厚，强调人才立馆、藏品立馆、业务立馆、学术立馆，这样的环境，正是我所期待的”。

　　说起工作多年的广东省博物馆，他感慨道，从大学毕业赴广东省博工作到离开，21年，真不是个短日子。如今身在京城，每天早上从位于景山附近的住所出发，沿着北池子、南池子走过，身边就是建成近六百年的故宫，对于一个从事美术史论研究的人来说，无时无刻不感到一种和历史共同生长的奇特感受，而这种感受，是先前不会有的，而此后的人生，这种感受也将由最初的兴奋渐渐成为一种习惯，这一切，对他的工作来说，显然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虽然前几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博，对北京也不能算陌生了，但从7月正式在京工作开始，还是让他这个在南国生活惯了的人感受到诸多不便，他说，相较新的平台，生活与工作的暂时不习惯都显得微不足道，他也希望能尽快融入，尽快回到正常的生活与工作轨道。

　　在广东省博，他主要从事书画鉴定、收藏、书画策展及美术评论、编辑、出版等工作。来京后，还是老行当，工作的模式和套路也许会有不同，但方式方法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毕竟这行当靠的是经验和功夫。说到这点，广东省博的经历，让他有底气也有干劲。底气来自在粤博库房里接触到大量的明清以来书画实物，尤其是广东地区的书画，为自己的研究和书画鉴定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加之有良师手把手的教导，形成了扎实的工作作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而干劲源于自己的个案研究将有继续深入的空间，对原有课题也会去重新打量、思考和再认识。“之前的研究的确偏重岭南，将来的研究会逐步转向明清美术史和近现代美术史的研究与书画鉴定。当然，岭南这一块，也不会完全放弃，研究的角度和视野会有所不同，可能会由以前的岭南书画家个案研究向文化背景、文化传承等方面转移，将岭南书画放在中国美术史的全局中进行考量与研究，同时也会将北京作为一个新的起点，重新在学术上找到自己新的兴趣点”。对此，他这样认为。

　　朱万章《秋实图》，纸本设色，69×45厘米

　　除了做美术史的研究和评论以及书画鉴定，他平时还喜欢画画，而尤喜画葫芦。继2012年在广东顺德博物馆举办“一葫一世界：朱万章绘画展”，于2013年2月又在广东岭南美术馆举了“游于艺——朱万章葫芦画展”，得到学术界、美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对于此道，他这样看：“我不是美术科班出身，在技法上无法和专业画家相提并论，但和别人不同的是，我追求一种笔情墨趣，一种逸笔草草，完全是一种随心所欲的创作状态。”观其《一葫一世界：朱万章画集》，其葫芦造型殊异，虽寥寥几笔，好似漫不经心，但意趣迭生，让人心生美好之愿。

　　这个出版有《书画鉴考与美术史研究》、《岭南近代画史丛稿》、《居巢居廉研究》、《书画的鉴藏与市场》、《髡残》、《陈师曾》等20余部专著的学者，一说起画画，眼眸里闪动着一种光，这种光，是喜欢画画人的眼睛才有的，这点灵动之光让人感到他对绘画的热诚，而在与他的对话中，其严谨的思路、清晰的谈吐，让人对他所从事的本职工作有种踏实之感。对他来说，个人情趣的“逸”与专业知识的“实”是互为补充、相互调剂的，但对记者而言，这两种感觉，却是互相叠加，经久缠绕。在国博的茶座间，他围绕书画鉴定和收藏、美术史论研究、绘画创作等方面与记者进行了畅谈。

　　朱万章《岭南近代画史丛稿》书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

　　美术文化周刊：您是学历史出身，后攻明清美术研究，请问治学兴趣是如何转化和逐步明确的，历史学科背景对您的工作助力很大，就您个人的观察和体悟，做书画鉴定工作，需要在知识结构上做哪些准备和训练?

　　朱万章：我虽然是学历史出身，但在大学时代，就对美术史有一种痴迷，当时就有选修《中国美术史》和《西方美术作品鉴赏》等公共课。后来主攻明清美术研究和书画鉴定，既是兴趣和工作使然，也是知识储备水到渠成的结果。历史学对于我来说，最大的益处在于，实证与疑古的治学精神是美术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在书画鉴定中，除了对历朝历代重要的书画家、书画流派、个性风格甚至书画家的姓名、字号、年代、事迹等要耳熟能详外，同时还需具备历史学、文学、美学、科举、文化史等相关知识结构。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多看实物，要将书本上的知识与书画实物相比照，找出书画真假与优劣。

　　美术文化周刊：作为苏庚春先生的弟子，您觉得当代从事书画鉴定的中青年学者，与老一辈学者的差距在哪里?除了学习和继承老一辈的经验和方法，在哪些方面还能有所发现和开拓?

　　朱万章：像苏庚春等老一辈的书画鉴定家，大多自幼便从事书画收藏或经营，过眼书画不胜枚举，在市场中积累了丰富的书画鉴定经验，当代的中青年学者，与他们最大的差距就是缺少这种实操的机会和实战经验。但与老一辈所不同的优势在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大量的书画出版物涌现，各类民间收藏也通过拍卖行等渠道出现在市场上，以及互联网的推波助澜，我们可以获得海量的有关书画鉴定的信息。以往看董其昌的书画，可能仅限于几个大馆或收藏家所藏，现在几乎可以看到全世界公私所藏的董其昌作品。因而所获取的有关董其昌作品真伪的信息就极为丰富。我们除了学习老一辈的经验和方法外，还需在书画鉴定的文献考据、美术史研究及相关理论方面有所发现和开拓。以往的书画鉴定大多只是定真伪，为书画收藏服务;现在的鉴定既要定真伪，同时也要为学术史研究服务。

　　朱万章《一葫一世界》，纸本设色，69×47cm

　　美术文化周刊：您于美术史论，既有艺术家个案研究、地域书画流派研究，也有文献整理和书画鉴考专论，有古人有今人，这种多领域、多向度的研究框架，是如何一步步搭建的，您于自己的学术生涯，有何期待?

　　朱万章：我的学术研究，大致可分为两条线：一条是为工作所需，为配合自己策划的展览或一些研讨会的命题要求。这些研究往往是被展览内容所带动，比如在广东省博物馆工作期间参与策划的广东历代书法展览和广东历代绘画展览，为配合这两个展览，做了大量的关于广东区域书画家的梳理与研究工作，成为我学术研究的基础;另一条则纯粹是因为自己兴趣所至，对艺术家个案和书画鉴藏研究及文献疏证。当然，两条线不是平行的，而是经常有交叉部分。这种横向与纵向的研究框架，主要得益于我在博物馆库房中所工作的近二十年时间。在那里，能接触到一般学者很难看到的书画真迹，能将赵孟頫、文徵明、董其昌、石涛、张大千、齐白石等人的作品手把手观摩，从而为了解他们的书画风格、真赝对比以及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对于自己的学术生涯，我期望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一如既往地从事明清以来的书画鉴定与研究、美术评论与绘画创作。

　　美术文化周刊：史论研究和书画创作兼长的大家，古有谢赫、董其昌，今有黄宾虹、潘天寿等人，您如何看待这一传统，在自己的实践中，您觉得两厢如何促进和融合?

　　朱万章：书画创作与学术研究相结合，是古已有之的传统。在古代，文人书画家几乎都是书画、诗文创作与画论相结合的。既可从创作中修身养性，又可中研究中深味书画的真谛。对于一个传统型的美术史学者来说，书画创作是研究的深化与延续，因而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当代从事书画鉴定或学术研究的大家，无一不是同时兼擅书画者，如启功、谢稚柳、徐邦达、苏庚春、杨仁恺、刘九庵、饶宗颐、冯其庸等。正是这样，我的书画鉴定老师苏庚春就经常告诫我，在书画鉴定与美术史研究时，必须要亲自写一写、画一画，从书画实践中了解古人笔墨的精妙之处，研究起来有话可说，体会深刻，当然，同时也可修身养性，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

　　美术文化周刊：您于山水、花鸟都有所实践，尤以画葫芦见长。画之前一定做了很多研究，能否介绍下古往今来擅画葫芦的画家，以及您画葫芦的心得体会?

　　朱万章：将葫芦入画，目前所知在唐宋元明清画家作品中都可见到，但大多是将葫芦作为一种衬景和装饰，如宋代李公麟的人物画中有释道人物腰间悬挂一个葫芦，是作为一种容器或法物。清代扬州画派的画家罗聘、金农也有葫芦作品传世。近代画家中，吴昌硕、齐白石最为擅长画葫芦，属于泼墨大写意画法。当代画家中，唐云、朱屺瞻、丁衍庸、陈大羽也画过葫芦。我画葫芦，纯粹是随性所致。我曾私淑多家，对徐渭、陈道复、八大、吴昌硕、齐白石、陈大羽、饶宗颐以及《芥子园画谱》等都曾做过深入研究，在笔墨技巧和画法上都曾受过其影响。我自己画画，在技法、构图和色彩方面都和别人不一样，是一种自然流露，不求形似，不似之似，在逸笔草草中寻求一种情感的释放。

　　美术文化周刊：近两天业界对于佳士得落户上海颇为关注，这对国内拍卖行业会有怎样的影响?诚信鉴定是艺术链条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您对此如何看待?

　　朱万章：外资拍卖行落户国内艺术市场，显然对国内拍卖行会有一定的震动与冲击，会促使很多拍卖行更加规范，同时可能也会逐步淘汰一些不太规范、不讲诚信的企业，使中国的拍卖行逐步与世界同行接轨。诚信鉴定师艺术链条中最重要的环节，这需要鉴定家和艺术从业者自律、自珍，不为利益所驱使，真正做到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件作品。

　　朱万章《夏景图》，纸本设色，69×50cm

　　(作者为《中国文化报》记者，本文原载《中国文化报•美术文化周刊》2013年11月3日，题目为小编所加)

作者：梁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