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章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难熬透了。因为凡一段文字如同一幅画一样，都应能向读者叙说些什么，这真难。

　　当今艺坛颇流行追求晦涩味的作品，它的叙说得让人猜，甚至得费劲地猜，作者以期用这种技巧去脱俗，赢得读者的敬畏。这虽然不失为一种文体、画体，也每每给人以雅兴，可我觉得这不应是唯一的，还应有另外一种能让人顺利读懂的比较“白”的种类。文字是写在纸上的话语，绘画是眼睛可闻的心声，都是交流感情的工具，让人懂应是首要的。凡能一眼看懂顷刻领会的作品，诸如昂格尔的人体，齐白石的游虾，鲁迅先生倡导的白话文，大唐诗人白居易能为老妪深解的诗作等，历史证明，其艺术价值并不低廉，也未必不雅。当然这些大师们的“白”那是一种深白。

　　我的画和文也想白一些，一是觉得这些白的东西当前似乎仍有存在的必要；二是作者本也深不起来。作为一名画夫平时连话都说不清楚，何况见著文字，加上画作的贫浅，无奈只能白了，而且只能是浅白。不过也暗存一个企望，想让人读起来不那么费劲，借以减少因浪费读者的时间和精力的内疚感。

　　我出身于吉林省敦化县一个小山村，后来在美术学院及罗马尼亚博巴教授那里所学皆为油画，与水彩本无缘，何以画起了水彩？原因有三：其一，我所处的客观环境长期以来无法让我坚持和发展所学油画；其二，水彩独具的韵美、生命力及表现力也深深地吸引着我；其三，在我国虽然从事水彩的人相当众多，涵盖的年龄段也宽，但却因种种原因使其得了一个小品的印象，地位居于各画种之末，甚至被有些人贬为无能者所为的画种，没有获得如在英美等国度里那样应有的地位，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想一试，并与全国水彩同行一道，试试能否改变一下水彩在人们心目中或在艺术殿堂中的地位。这里郑重声明，我们所期望的改变，不是让别的画种退让下去，而是让水彩进步上来，作为一朵同样好的鲜花共济于百花园。基于此，我选择了水彩，特别是水彩中艰难又不讨好的人物为课题。

　　正如大家所见，近年来我国水彩画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可贺。我本人也随流得到中外不少、不小的赞誉，但我不敢苟同。要掌握人物这个最富变化又最不容许变化的课题，尤其想获取窥探人物心灵的本领，获取水彩独有的俊美，委实艰难，至今也绝少体味过成功的喜悦，多是失败的苦痛，我仍在苦苦探索，可谓任重道远。

　　我想，要破除水彩的小品印象，就要加强其分量感。分量感不只在于主题的难与易、画法的工与写、画幅的大与小、色彩的厚与薄、制作时间的长与短，全在于内涵。内涵是包括上述因素在内以及另外的诸如构图、构思、材料、技法等所有因素的总和。而情趣应做首推。情趣这个概念不少人都在用，但从不少作品显示出，有的人是误将情趣当作了趣味的同义语，只重趣而忽视了情。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去追求水的趣味、笔墨趣味、肌理趣味，有时被偶现的漂亮的肌理效果所统治，尽管它对于主题的表达并无多大意义和作用，甚至相悖，但还是紧跟着走，尽量去符合它，置牺牲“情”的表达于不顾，忘记了自己究竟在画什么，结果导致作品的肤浅。其实情趣二字是极达意极辨证的。趣无疑是重要的，它是方法、是手段、是技能和可看性，不过只有在它能传情时才真正具有了价值。而情，或称作神或灵魂，才是目的和归宿，才应是孜孜以求的。

　　作为人物作品，情主要是内在情感。这内在情感的刻画可不仅限于会做表情的五官，还要依仗被称作第二表情的手足以及躯干的动势，甚至衣纹。因为这些动态依据不同内心情绪所生成，也就是特有的内心情感决定着特有的外在动态，我们必须善于捕捉到这些，并借助它们返回来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如达·芬奇的《蒙娜丽沙》除了运用闪烁聪颖目光的眼神、微动欲语的嘴唇外，还得益于稳重的构图、平置的身躯、柔缓的手势、恬静的衣纹、和煦的光线，完美的表达了这位贵妇人沉于心际的温静之气；而席里柯的《梅杜萨之筏》则除了人物准确的表情之外，也得益于陡斜的构图、剧烈扭动的躯体、紧张的手势、飘动的布纹、翻腾的海浪、强烈对比的光线，深刻地揭示出挣扎在死亡线上人们的动荡不安、惊恐求生之情。作为风景作品，情为意境。意境就是超越“画什么像什么”之上的能触动读者情绪的那种感染力，那种深情。作为静物，则可着重于趣。总之，舍去情，难以取得水彩作品的分量感。

　　艺术作品应是美的。孕育她的生活是充满阳光与爱的，虽然也有阴霾与罪恶，但更能激起对阳光和善美的渴求。我热情拥抱生活，绝不冷漠相待，一个人在世间成长离不开他人的保护与爱抚，世上没有一个能脱开他人的自我。因此，我不愿意经营那种自私的、晦涩的、自慰自娱的东西。我画早春是赞美清新的空气和明媚的阳光；画老农是颂扬纯朴与善良；画乡情是讴歌养护过我的无数具有温馨胸怀的人们；画儿童是表露我的爱并憧憬人类美好的前程。我愿把对生活的热情通过作品献给观众，更愿人人都建立一个充满阳光与爱的内心世界。

　　水彩画，只画得“很像”是不够的，它应活起来，它应有生命，它应是爱和美的使者，它应属于全人类。

作者：关维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