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几位艺术家辞世引发一些伤逝。因为“伤逝”事件，我感受到艺术界亦另有一种些许强烈的“情怀”激荡，这种激荡因为不同声响夹杂其中而味显不和。同样，在前不久的另一起“伤逝”事件中，因为对具体艺术家创作于特殊政治时期艺术品的不同评价，亦出现过不同之声。

　　当然，若就人情世故而言，人之已逝，“伤逝”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对于逝者及最近亲族、挚友，感情表达的强度都不应被“革命正义”的名义过分强求，因为这确实会让强求者陷入诉求正义却有违人性、常伦的悖论。

　　写过《伤逝》的鲁迅，曾在《雪》里写道：“晴天消逝了他的皮肤，寒夜又使他结一层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样;连续的晴天有时他成为不知道算什么，而嘴上的胭脂也褪尽了。”若不顾及鲁迅整篇散文的复杂情绪，这句话里所面对的“冷现实”，倒真让我能联系起上面对“摇滚黄金一代”的批判情绪：面对、关注“伤逝”的人和事，与其说我关心具体某个人和具体某件事，不如说我更关注某种“消逝”——那种慢慢消失、逝不复返的“胭脂褪尽”之微妙状态……

　　是的，就像“黄金一代”的指认一样，在“伤逝”事件的不同声音里，确实明确或隐约涉及“特殊时代”、“整一代人”的话题和问题，而这些话题和问题，必然是某种政经背景中的“冷现实”，其中的意识形态或经济计算问题一定引起不同理解、评判的“混战”，比如，数天前我读到某南方艺术家回顾自己于特殊年代创作的表现知青“春风得意”经典作品的博文，其间仍然是一种自豪状并伴有“这一种严谨的创作态度与方法现在已经被许多人舍弃了，这不能不是绘画界的最大遗憾”的评价言论，读着颇感不可理喻。这种状况在艺术界已经不只是某几次“伤逝”事件中出现，而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可以预见的是，我们正靠近这种现象频现的临界点：“特殊年代”里正处旺盛创作年华的一代人和经历那个年代尔后在新时期迎来创作盛期的一代人，正在面临“逝去”、“退休”的时间节点，他们和他们的学术和艺术，无论活着或逝去，都必经受各种“怀疑”、“质问”。面对“消逝”，感情上有“温度”的体会可以理解，但确实应该警惕另一种“情怀泛滥”;以革命的名义草率作出“断崖式评价”不可取，但学术、艺术评价却绝不能有“恒温”的奢求!

　　说实话，若以艺术发展的常态来比对、梳理，中国艺术本来一直就存在一个“特殊”的发展历程问题甚值审视。其一“特殊”之处是，因为“特殊年代”造成的隔时发展，艺术生产有严重的滞后现象，这就出现了艺术历史中和现实评判里三个常见的、集中不同判断声音的问题：一是中国艺术一直在“补课”，而且是“急补”，既然急，便出现赶工、博利、粗制滥造现象，“做局”招数和低劣作品难免掺杂其间，给客观判断制造了难测谜团;二是很多艺术品和艺术现象在我们的时间表中是“先锋事例”、“杰出迹象”，但放在更宽广的艺术世界和历史里考究，却早已是艺术的一般知识，比如在我们这里最早来一幅“超级写实”、“新表现主义”什么的，可能一不小心就被炒成了名家、杰作，但却是别处几十上百年前的艺术成果，这种现象因为公众艺术知识普及而会带来“重估”的混乱;三是艺术领域中相关“局势”制造者陷信用危机，比方说，一起“画闹”事件，如果一个艺术家用复制品充当原作做交易并且不诚实交代，这会有品质和诚信问题，但如果另一交易方通过将复制品写进“艺术史著”、收进各种重要“图录”人为提升身价，同样也跟品质和诚信问题脱不了干系，这种种迹象若隐若现地存在，信用问题就引出了评判信心问题。

　　中国艺术在市场经济年代又陷入了另一种“特殊时期”，操盘手们“某某必定过亿”的豪情鼓吹和各种普遍存在的可意会难言实的“局势”，若干年后回头看，我相信就像现在回过头看早期股市，以为疯狂的股票买卖是多么神圣的划时代创举，但当现此时，冷静观之，那张纸其实没有那么神奇，更遗憾它直到现在仍然因为各种复杂因素不能回归于它如世界各那般的本位、本质。如果说实业、实绩是“票值”的基础，则市场经济之后的艺术品买卖同属此况，颇有当下“楼市虚火绑架发展福利”的同质架势，疯狂的价格已经严重歪曲艺术的根本面目!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因为在“伤逝”的各种混杂情绪里，能感受得到人们试图向局中关联人物的问责和对紧密关联人物刻意保持距离的敏感，特别是市场年代相互间利益瓜葛、钱物交织陷得太深而同时又以“学术名义”联结出演的那些人，人们更会有不信任感，换话说，人们希望厘清其中的真相、掂量出“胆识和能力”的本貌，持有一种“让历史、现实中本该消逝的就让它消逝吧”的心理，渴望将此一切放置到更宽广的时代背景和判断标准中去“褪脂滤粉”。人们当然希望活着的人能够勇敢面对、坦然回应乃至可能的诚实反省，学一学鲁迅去世前立下遗言“赶快收殓，埋掉，拉倒……忘记我，管自己生活”传达的达观精神，否则，尽管时间会说明一切，但回避、掩饰只会错过弥合判断分裂与共识形成的时机，给旁观者和后来者心里“留下遗憾和戒备”……

　　(作者系广州美院教师)

来源：艺术国际-评论 作者：苏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