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以现代话境为背景，从一种精神的角度去解读彝族青年画家罗江的作品时，我们发现，他笔下的红土高原、彝家山寨以及种种关于古老的记忆中，都蕴含着独特的深沉，苦涩与孤独感；这是一位家园守望者文化情怀的抒写与流露，画家在几近古老的缅怀中，传达着一份苍凉，传达着人的本真质朴天性；他作品中意象之间荡漾的边陲风情、山寨气息、强悍的信念，都在无声的呼唤着生命的质感与力度。

　　以红土高原彝家山寨的人与物为创作母题，是罗江多年来始终不变的艺术追求。

　　实践表明，罗江的作品以自己的“语言”表达着他的情怀，因为，置身于“转型期”的格局和价值系统复杂变化的画家，从未放弃精神守望、文化关怀的意义追问与寻找。

　　罗江以一系列作品的本体意蕴、境界营造了他的精神家园，这是他对人文性灵本真的一种守护，当然，也是现代人无从自释的困惑与寻求解脱的表现。

　　一、红土情怀

　　人类对家园的寻找与回归是世界艺术不朽的母题。罗江的一系列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罗江的红土高原”及其演绎出的人与物、形而下与形而上的丰富性。

　　自上世纪80年代起，以“红土”为主题的系列作品——《人·火塘边的回忆》、《父亲·母亲·儿子》、《笛声》、《西南风》、《回声》、《彝山彝人图》等，在取材的文化倾向上，无一例外的以深沉、苦涩、粗犷的笔调，表现彝民本质。譬如，遥远的祖辈往事，力求从日常风情中透射血脉延续的神圣性、岁月感与沧桑的气息，或表现蛮荒的岁月，自然环境中人的强悍、鲜活的生命力；人物、家园、部落，现实、历史、虚实，两个时空的交叠、重合中，把生命的原始状态表现到极致，体现出对超越现实的强力与精神的敬畏、怀念，把对传统反思与远古的回声进行整合，从对原始生命力的张扬与景物的表现中达到对内在情怀的释放与抒发。

　　红土高原的土地情怀，分别在罗江的作品中表现为血缘关系、乡土主题，不同的人、物、结构、空间等，它们都服从于追寻的执著与表现的勇气；尽管如此，在总体风格上，罗江的作品及其土地情怀，显示的是一种无可置疑的“回归”走势，在这里，它们透露的是画家对积淀深厚、沉重文化的审视与反思。

　　在20多年的创作历程中，罗江在自己的作品里，始终表现出一种难得的思考与深沉。

　　从对“彝人彝山”、“红土家园”的诗意表现，到近期的“自我”超越，追寻生命感悟、关注精神表达，人物表现、愈加精练简洁的符号化，空间处理的自由与平面化，罗江的作品已经从文化传统层面提升到对人的生存空间层面的探索；就艺术本身而言，画家在作品中更注重自身语言、符号、笔墨、意绪的形式意味与观念的转变。

　　罗江的“红土高原”，由最初的反映彝山彝人的生活风情至近期的观念性表达，其间蕴含着不变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与部族文化的坚韧强悍气息。

　　由此，我们看到罗江的红土高原、彝山彝人不再是生活的摹仿，不再是表象的诗意，而是在一种“土地情怀”中加入了主观的感受，使形式、语言、笔墨不再受平淡的现实羁绊，让思维、想像、创意得到自由发挥；在作品中，突出了部落情感、史诗意识为基本特征，从内省到外倾，整体氛围与哲理式的浪漫并行，蓬勃的生命气息洋溢其间，这是艺术的高度，它达到了形式、内蕴的双重回归。

　　红土高原特有的情怀，给了画家罗江以旷达、执著与真诚的秉性气质，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他接受了文化洗礼，并成为他取之不尽的生命支持和精神资源。罗江近期的作品，日益表现为关心的是怎么画而非画什么“地”回到艺术本身的趋向，使它不断强化表现重心，即不只是技法、形式、语言、图式的新奇，重要的在于思想与精神的超前。

　　这是罗江红土高原特有的土地情怀及其宗旨所在。

　　二、生命意识

　　艺术，是生命意识的投影。因为，我们在艺术中发现的是艺术和人类精神的共同本质。

　　罗江的《红土》系列、《彝山彝人》、《高山放牛》系列、《父亲·母亲·儿子》、《水中有个月亮》、《笛声》等作品，在淋漓酣畅的遒劲率性的笔墨中，荡漾着一种人生的苍茫感；在罗江的作品中，这种苍茫感蕴藏在红土高原深广的空间之中，在画家的笔下似乎永远挥之不去。

　　这在本质上，是生命意识的使然与流露。

　　在上述的作品里，画家以写意的笔墨，率性的方式显示了生命强悍、坚韧的符号——如《父亲.母亲.儿子》、《红土·人·火塘边的回忆》中的人物等，粗朴、拙重的手法，使作品摆脱了文人画笔墨的纤弱与气息的阴冷，还原了生命景观的原生态。《红土》系列中以《红土·人·火塘边的回忆》为题的诸多作品中所塑造的彝人形象，都被典型的生命化和符号化了，那种单纯、质朴、粗犷、强悍的生命形态，被一种直率而又拙重、简练而肆意的笔墨给以勾勒和表现。

　　这些作品，突出的特点是，有浓郁而丰富的生命气息，它的形式，它的笔墨，它的语言，它的意象选择，没有学院式僵化或书生气的苍白，更不是把玩笔墨的产物，而是画家对生命的鲜活感受与体验。

　　《红土·人·火塘边的回忆》之“马樱花”的热烈与激情；之九“日出而作”的坚韧勤劳；之十“吟唱古歌”的深沉沧桑；之十一“双胞胎”的旺盛的生命力；以及之十三、之十四所表现的生与死的欣喜与从容等等，都体现为情绪化的表现，彝族男女在平静、淡漠的神情背后，事实上是波澜不惊中以自信所显示的生命力度。在《父亲·母亲·儿子》中，两代人的表情都是冷峻的，平面构成的画面简洁、单纯，在黑、白、灰的关系中涌现着土地、生命共存的苍凉，也体现了画家内心真挚的悲天悯人的情怀。

　　几乎在罗江所有的作品中，都能感受到画家自身对红土高原故土的融入，在融入中寻找生命与土地的血肉联系。罗江笔下的彝山彝人作为生命的符号不仅融入了历史与岁月之中，而且穿越了巨大的时空，为作品增添了古远与苍茫之感。在《红土·人·火塘边的回忆》之十“夜·吟唱古歌”中，静溢与深沉之中，古歌让人们回溯往事，火塘边的人们在绵绵的歌声中倾听生命延续的旋律；彝族古歌在夜晚中传唱，单调的声音让默听的人们产生一种遐想，这是对生命原始形态的缅怀。

　　红土高原是罗江所醉心的生命景观。他笔下的红土高原的自然是生命景观的和谐对应物，虽然贫脊与落后，却是未遭污染的人的心灵风景，它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文化方式，因而极具魅力。

　　红土高原上的彝山彝人，是一种伟大的生命现象，对它们的表现本质上是对生命价值的肯定与张扬。何况，在罗江的作品中，生活现实被提升为形式、意像、语言与笔墨秩序，进而以观念、形式显示出思想深度和艺术把握生活的力度。我们看到，画家在取材上重在“回归自然”，同时在相关的形式、语言、技法表现上也回归朴实，祛除矫饰，使生命的野性与观悦相伴，沧桑与信念相伴，悲凉与雄健相伴，死亡与新生相伴……《红土》系列、《父亲·母亲·儿子》、《笛声》、《西南风》等作品，因而显示出成熟的风格——诗意的笔墨人，单纯的结构，典型的意象，都体现出特定的美感气息与品质特点。

　　生命意识，在前述的诸多作品中，成为有别于庸常经验的全新创造，表现性的笔墨意象符号——彝山彝人都转化为承载生命意识的象征形象，具象而又模糊、明晰而又抽象；画家基本采用的是平行并置的空间意象结构方法，把每幅作品的主题和场景之间的关联性暗示降到最低点，从而为生命意识的营造留下巨大的空间和模糊地带，使作品整体体现出沧桑、悲凉、强悍、野性、冷峻的气氛，这是画家所追求的生命质地，因而显示出独特的美学追求。

　　由此可见，任何艺术描绘和艺术表现方法只有产生实际效果才是有价值的。我们以研究的态度解读罗江的红土高原作品，着实为他作品的厚重、朴拙而欣喜，无疑也让我们看到了画家的才华，特别是作为画家的那颗悲悯之心；他以饱含爱意的笔墨去表现彝山的父老乡亲，去复原童年的记忆，把这一切上升到生命意识的高度去诠释和表达，在朴素、单纯的形式、语言中，表达着生命的善良、坚韧和强悍等丰富而美好的情感和品质。

　　在笔墨的运用上，罗江颠覆了文人画的把玩与闲适，他在率性的笔墨运用中有着乡野的单纯、朴素与天真，在罗江的作品中，笔墨不是廉价的自恋，也不是故弄玄虚的炫耀；应该说，他在笔墨观念上，也是孤独与大胆的，因为我们也在他的作品中读到这样一个事实：他是为寻找生命意识并为了张扬生命意识，而确定自己的笔墨方式的。

　　在笔墨风格和表现形式上，红土高原上的彝山彝人及其家园，始终体现的是一种朴素的拙重、滞涩的写意笔墨表现性。罗江以书入画，渴笔焦墨、飞白舞动与水墨氤氲、漫溢抽象等表现手段的丰富性，都体现着生命热情的涌动与生命活力的张扬，如《笛声》、《新黄烟》、《谷雀》、《彝山彝人图》、《彝山女》、《响午》等的笔墨运用，都是洗尽铅华、朴素自然、平实单纯的，并且画家深知保持对艺术的某种“天真”感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他始终坚持这一点；正是这种“天真”感使罗江的作品强烈地显示了生命意识的巨大力量。

　　他留给我们的深刻印象之处，也是这一点。

　　绘画世界本质上是生命世界的折射，只有包含伟大生命意识的作品，才能产生持久的魅力和广泛的影响力。罗江的水墨人物画，抒写的是红土高原的彝山彝人，彰显的是伟大的生命意识，并据此建构起极其个人化的形式、语言秩序，形成成熟的观念指向和表达方式。

　　三、苦涩美感

　　当罗江的红土高原呈现在他笔端时，当彝山彝人的表现引发他丰富的情思时，他的作品带给我们的感受是沧桑的人物命运与生命的坚韧熔铸在一起的苦涩美感。

　　细细品味，这种苦涩的美感是令人为之心动的。

　　在《红土》系列中，由“火塘边的回忆”演绎的种种彝族的人、历史、自然的观照方式，多以沉重感、沧桑感的营造传达出来。《火塘边的回忆》、《父亲·母亲·儿子》、《西南风》、《彝山彝人图》的基本观念是将客观的彝山彝人置于文化观照的层面上，借以追寻其生命审美的本质，从而探寻一个古老民族的子孙艰辛跋涉足迹，挖掘其积淀久远深厚的审美内涵。

　　这种艺术方式　，在审美和精神追求的双重意义上，改变了通常对于边陲风情、民族特色与田园诗意的抒情式表现，而是在深层次上把彝山彝人的生命空间与精神空间对象化。画家对彝山彝人生存的红土原高的意象撷取，成为对人文精神和美感魅力的寻找与发掘。罗江的以《红土》为主题的一系列作品，都不是一般地场景截取与田园抒情，而是审美意义上的生命精神的抒发。

　　不论以《红土》为主题，还是以《父亲·母亲·儿子》为主题，以及《回声》、《笛声》、《彝山彝人图》等，都让人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在文明进程中艰辛的历程，画家在其中着重突出、渲染并表现的正是颇具深层本质的悲怆与苦涩。

　　而这种以艺术创作形式、笔墨语言特点所凝聚的悲怆、沧桑以及曾经的苦难，都在罗江笔下体现在“彝山彝人”的苦涩美感之中。显然，画家在他故土家园的红土上，寄托了他全部的人生和艺术的理想，并始终保持着精神家园守望和探寻精神深处奥秘的兴趣。这让我们感受到罗江作品的独特，它们既是细微与深入的，又是质朴与大气的。

　　如前所述，以《红土》为主题所展现的彝山彝人的生命世界，在色彩上强调的是单纯、线条的运用极为朴素，在黑、白、灰与简洁、单纯的构成关系中，让我们联想到这里的一切都与生命的原生态、原创力联系在一起，一旦失去了这一点，就可能失去精神的深度与生命的个性。在罗江的作品中，“白”色象征着单纯、朴素，“黑色”象征着深邃、神秘、统一，“灰色”象征着和谐，“红色”象征着活力、热情；在这个苍凉、悲怆、苦涩的情境中，画家的作品隐潜着一个重要的指向——生命存在的坚韧是以艰辛与苦难为代价的，从而显示出精神守望全部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罗江笔下的红土高原及高原上的彝山彝人，是生命存在的象征，是精神家园的守望方式的具体而又象征性的表现。

　　在对罗江作品解读的过程中，时时发现画家对家园、对故土的反顾、讴歌、充满了情感、充满了诗意，不过他总是从本质层面给以艺术表现的，这就是那种信令人感动的“苦涩”，只有“苦涩”，才能准确地表达画家对生命本质，对艺术本质的理解；也只有在“苦涩”的意义上，故土、家园才能与生命、精神相联系，并成为精神象征的整体。

　　在从容自然中，罗江驾轻就熟地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美学观，他的艺术境界与精神追求在作品中被体现为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回归，这是一种高远而有质量的生命展示，是一种执着而孤独守望的必然结果。

　　重要的是，罗江以自己的艺术表明他坚守着那份源于红土高原的质朴与单纯的精神。

　　因此，我们说画家罗江是一个不倦的寻找者。在当代，“寻找”不是一个新话题，且不乏“寻找”的冲动，但是“寻找者”与永不失去精神魅力的执着都是难能可贵的，画家的作品表明了这一点。

　　“苦涩”，作为一种生命与精神，符号与意义的凝聚与象征，成为艺术作品的深度和力度，甚至是一种境界的高度；如此，作品呈现的不是一般的美感，不是一般的冲动，而是厚重的、深沉的、令人震憾的力量；并且，获得了一种永恒和一种真实。

　　我们认为，罗江的创作是他在红土高原上“彝山彝人”故土中寻找到了一个“原来”，用特有的符号、笔墨、形式、语言，在回复到人与土地的原初状态中追究着“根性”的本质意义并获得了精神上的本源，作为一种守望它是不断被升华的。

　　而且，我们从中感受到画家精神归宿的落实。

　　罗江的艺术取向与美感选择无疑带有强烈的个人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他达到了个体应有的精神度；当他把红土高原“彝山彝人”的生命世界精神化与象征化时，其中的人文关怀，终极意义与永恒性追求是不言而喻的了。

　　罗江艺术上的选择是重要的。

　　他追求生命本质与艺术形式融为一体的境界，以视觉符号的生动诠释着困扰当代人普遍焦虑的生命哲学的基本命题，他以自己的创造和想象方式把一个融入自己艺术理想的有关生命图景与美感质地的梦想落实在纸上。

　　从《红土》系列的“火塘边的回忆”到《父亲·母亲·儿子》以及《彝山彝人图》、《笛声》等，画家坚持的是审美化的人生信念，这不仅是怀旧情绪的使然，而是一种重新解读，一种审美意识在乡土因素中苏醒的结果。罗江的目的，显然在于以单纯的符号，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的对象化表现。

徐恩存 《中国美术》主编：著名美术评论家

作者：徐恩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