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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期“画友周刊-本期人物”张培成
我与培成,久已神交,相见恨晚。直到世纪之交的庚辰(2000年)夏日,缘“东亚油画的诞生与开展”同赴台北始初次面谈。君时任上海刘海粟美术馆馆长,因为都是美术馆界的同行也就多了一些联系,彼此增加了些相互的关注。余长培成6岁,应该说是同代人,但实际上,他的心态比我年轻得多,艺术思维远比笔者前卫。彭德曾当面对我说:“你的头发比我现代,思想比我保守”,培成视余亦或如此。
去年,收到培成的画册,就答应为他写点什么。也许是他听说我患喉疾,一直没有催,所以一拖又是一年。今下决心拾笔,算不得严谨的评论文字,只当是感受、随笔罢了,故题“聊聊”。
张培成 愉悦 68x68cm 纸本设色 2014年
培成给美术界的第一印象是“好色”--是他那幅在第七届全国美展上获铜奖的《微风》,风不大,但色彩却浓烈得很,黑墨映衬着明黄、湛蓝、艳红、粉绿,直把那闽南渔汛季节的惠安女们画得热闹纷繁。它如同民间年画的色彩,纯度的五色并置,却又运用阔笔泼墨和色块构成,赋予它强烈的现代感。它不仅因色彩之明丽吸引你的眼球,那稚拙憨朴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乃至手、足的微妙动态和熟蟹酒碗那些细节的刻划也颇耐读。之后,培成又以《海之女》(1997年)入选“百年中国画展”,色彩还是那么明亮,但人和物、形和色杂陈着、叠措着,更多了些“洋”味。在20世纪末的那个年代里,中国画如何走向现代的呼声已经淹没了“穷途末路”的慨叹,不离大众的形象和劳动生活,却又高度追求个性的形式;不弃笔墨,却将那极“土”的中国民间艺术资源调动起来,与那西方现代绘画图式相嫁接,是现代表现性中国画艺术的一途。他当年曾应邀参加新文人画展,但他那画决非新文人画的典型图式,因为他并非学究,亦乏古意。他和他在美院进修的同学田黎明、胡明哲们都应该是现代中国画的建设者。文人画对于他们过于古,过于守成;现代水墨对于他们过于“破坏”,过于抽象,他们是中国画自身基础上较大幅度破与立的变革者群,中国画现代形态其中倾向于表现性的代表,而刘大为、冯远们则是中国画的主流流宗中现实主义深入拓展的代表。他们各有各的位子,而这种多元或多样状况的并行不悖,正是现代中国的艺术格局,这格局较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已丰富甚多,开放和开明甚多。
不知道自什么时候起,或许就在他1999年画过遐想的《与大师相会》,表达了中国民间绘画与西方现代派的契合意识之后,就随着画中的西方大师朝“西”倾斜了去。并不是说,他没有再用重彩,没有再用纯色画乡下人,但从总体上说,他的根不在农村,也不在惠安,他毕竟是上海人。他是那么自然而然地由农村回归了他的城市情怀。上海是近代中国洋化的代表,培成也说“上海比较能吸收洋气的东西”,“这样的氛围可能会对我有些潜移默化的影响。”(2008年12月2日《藏画导刊》对张培成访谈录)正是这种崇尚“洋气”的时风作为上海的一种文脉自然而然地传承下来并深刻影响着上海当代画坛。不消说上海油画的发达,就是上海的当代中国画画家们,正如张桂铭、陈家泠、杨正新、施大畏和张培成等等的合力所显示的趋向那样,朝着西方现代抽象、构成的美学意味倾斜了去。当然,他们还有些分寸,总有中国画根性的因子。尽管他们个性各个不同,但在我看来,这是远较其他地域雄厚的一股艺术力量,代表着21世纪新海派中国画的现代走向。
张培成 矜持 42x47cm 纸本设色 2014年
张培成 人物 35x35cm 纸本设色 2014年
在被我称为中国画的现代形态的海上探索者中间,培成又是满有独立性的一位。待他渐渐从农民民间趣味返归上海城市趣味,色彩便逐渐淡化、雅化,人物题材也从劳作的农民转换为城市女性和儿童,城里人的闲适,少年的童真,东西方古典神话、哲学的回味,如同散文、小诗般从笔下流出,而且他能那么自如地将中国画笔墨与西画色调及现代构成谐和地纳于一纸,可称为并非贬义的洋味中国画。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培成同极端抽象的现代水墨画家不同,他是既具有当代意识,又具有中国意识的画家。当代意识使其具有时代感,中国意识使他具有民族独特性,他在民族文化身份和民族文化的当代性上清醒地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张培成说,他想做一个“愉快的画家”,他的画也总是顺着心、依着情,有造型结构却运笔自如,有构成设想却不做作。几年前,听说他接受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中“五卅运动”那个选题,此后就期盼着他为当代的历史画创作找到新的视角、新的形式。此作不能说不发自真诚,但“愉快”就打折扣了。
张培成 地下铁 154x167cm 纸本设色 2011年
己丑(2009年)初夏有沪上之行,知培成借一库房为画室,正绘《上海五卅运动》巨制,遂与几位评委同去观阅。见此画已近完成,造型夸张,变形幅度较大,尤其那惊恐的点睛之笔就像他自己的大眼睛一样格外醒神,为诸多画稿中最具现代感者。其实,培成并非有意如此,近几十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中国画的现代性创造实验,而且已有相当一批散文诗式的现代抒情雅作,以其对笔线、墨痕、色彩的解构与重组形成了一种风格独具的现代图式,这种图式是否可运用于重大历史事件的表现,或者说需要作些怎样的调整、把握怎样一种“度”方可不违或强化那历史精神,也不违培成的艺术作风,是对艺术家和艺术规律的一种考验。回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蒋兆和的《流民图》,丸木位里、丸木俊的《原爆图》,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以不同的艺术思维和艺术语言并重于艺坛的史实,就应该认识到重大事件或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同样应是一个多元化、多样化的空间,它甚至为此昭示出日益倾向于现代表现的青年也完全可以以其多种现代图式走向社会和历史的宏大主题的构想和表现,史诗既有自身的领地,也向各种各样的历史博客畅开着胸怀。各种各样的当代艺术家也不必把自己锁在各自的笼子里,也完全可以奏响那洪钟大吕。正绘《上海五卅运动》的培成正是这敲钟人。他既向往艺术的当代性,又对历史留有许多崇高的记忆,迎接这挑战,致力于历史画的现代性实验亦是情理中事。
张培成 交流 68x68cm 纸本设色 2013年
以上这段文字写于去年,不知因什么急事被搁置了。在此期间,听说他的《上海五卅运动》遇到了争议,余耳闻之意见,说它不够“悲”,不够“惨”,有些戏谑化了。这并不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在创作过程中,我和其他评委就同他讨论过“度”的分寸问题。这也许是他平生投入最多的一张画了,但是以夸张、变形的现代图式表现革命历史题材不仅对他本人是初试,对于整个中国美术史都是新课题,若是一帆风顺没有困难倒是悖于常理了。这张大作还在各地巡展,继续接受检验,就让历史去说话吧。
如果说《上海五卅运动》更是出于社会、历史责任感的趋动,培成在构思和制作时就不会和他日常自由创作时那么随意,他既要把握人物、时间、空间的历史真实,驾驭这庞大构图的各种关系,也要思虑订件方在多大程度上认可他的画风,这对于他不能不说是一种“苦役”,和他那“好画在愉快中诞生”的心态满不是一回事。但他孤守在那临时租借的大画室里经受了这苦役。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还是很赞成他的实验,像他这样在社会上已有相当影响的人物画家,平生总应该有几件重量级的力作传世,而且如前所述,重大历史题材巨构既然在中国仍然有相当数量的社会需求,它就不应该停留在原来的艺术思维和艺术表现的历史经验中,总应该有它的现代图式或当代样式,即便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写实主义手法,也会有21世纪的新画风和新水平,不知培成君以为如何?其他道友以为如何?出资订件的甲方又以为如何?
张培成 奔放 68x68cm 纸本设色 2013年
张培成 斜阳 124x124cm 纸本设色 2011年
作者:刘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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