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技术哲学育化的图像显现，王艺先生导引我们进入了他给定的境界：依循他的画面的轻松与幽默，他的图像显现，能令我们乐此不疲、真真切切享受到他的画作中的魏晋风情给予我们的心灵上的快乐。

　　“明心见性”是王艺的常用印，从他的《梦回魏晋》、《魏晋style》、《君子偕老》、《逃之夭夭》、《遁入空门》等作品中，可以知道，他无疑已然深明，只有画家自己首先能够处于博大深邃的文化哲学语境，“明心见性”才能够显现其特有的文化魅力。

　　明心，是指只有在完整的知识结构作为底盘的前提下，通过主体建构而使具有社会群体属性的人（“我们”）的本性与作为社会个性的画家本人（“我”）合二为一，并从而达于“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境界。他的《梦回魏晋》、《魏晋style》、《君子偕老》、《逃之夭夭》、《遁入空门》等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明心”境界中，创作出来的。

　　在现实生活中，腰掖弹弓的人已不多见，偶尔见之，大约，许多人也都视而不见；但王艺看到了“这个人”的行为模型中内隐的“很重要”的文化属性。于是，他把“这个人”放到了他理想中的“魏晋文化语境”，并“表现”之。于是，在“明心见性”中，“这个人”成为了时代应彰显的符号象征。王艺的《梦回魏晋》，以现实中休闲人物的日常活动为原型，但他挖掘出了这些“人”在日常生活常态中“内隐”的文化传统，并放大之。于是，我们看到：魏晋时代是人的觉醒时代，但不是私欲膨胀的时代。王艺的《梦回魏晋/腰掖弹弓的人》，表达的，正是这样的一种传统理解和文化态度。

　　王艺画面的造型，因其内隐的技术哲学，而值得赞叹。譬如，《情不知所起》、《柿子熟了》、《棋局》，其画中人物，古装造型的时潮化，彰显了其内蕴的文化精神、文化传统的现实意义；《爱歌》，其画中人物，在表现内容引人发笑中，彰显了人的本性通过社会学思考而最终给定了其合理性；《一叶舟中得自由》，把古代中国人的自信、悠闲、从容，表达得让欣赏者能够瞬间回归孩提心态，从而，认同这种自信、悠闲和从容。

　　重要的是，王艺的《相见欢》、《闲居图》，寻常生活的幽默化表达，一方面，使得欣赏者不期然而受到画面给出的文化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他的画面中的“以心为造”的造型，虽画得洒脱而轻松、鲜活且自然，但因个人修养与时代进步等原因，故而比较起85美术思潮时期的“新文人画”画家的造型，王艺画面中的造型，显现出了那时还不可能具有的可令画面图像文化内涵饱满的特定特征——简言之，王艺画面图像的造型法，既是与以往中国画造型法截然不同的造型法，也是与以往西方造型法截然不同的造型法，因其造型法有四个主要来源：第一，有石恪、梁楷、陈洪绶等古代画家造型手法的现代挪用，第二，有85美术思潮之后的“新文人画”画家造型经验的“还原再造”，第三，有西方现代主义造型经验的“转型性”植入，第四，有自己主体性的“以心为造”的风格建构，所以，可以说正式他的技术哲学，育化了他的图像显现。

　　综上所述，由于内在世界处于“抚琴有鹤，处世平和”的审美境界，所以，一方面，使王艺与石恪、梁楷、陈洪绶等古代画家殊途同归，另一方面，也使他与当代的“新历史主义”画家殊途同归。这其实是说，正是在二者共同作用下，王艺先生的作品具有了特殊的价值。譬如，在“新历史主义”观念导引下，通过“以心为造”式的图像表达，仅以王艺先生与魏广君先生合作的《林静古风闲》、《醉桃源》、《良辰美景应有时》为例，可表明他们在创作时（即在共同面对同一的“文化空间”时），他们“合作”的画面，确实准确地达到了他们共同追求的精神世界，从而，使得这些作品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总之，王艺的艺术，是个性的“我”的，也是共性的“我们”的。中国人的幽默，应该不是嬉皮士式的。王艺是有爱心的人，也是深情的人，在这个前提下，一方面，他极为了解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又极为了解古代文明，二者的结合，使他的表现性手法，譬如他的《闲居图》、《骑马式》、《魏晋style》、《心无碍》、《灯下夜读》、《福生》、《君子偕老》、《逃之夭夭》、《遁入空门》，具有了能够令我们体验“魏晋精神是足以使当下人们得到至高无上的审美享受的”这样的一种文化传统，王艺就是如此这般，让古代精神“活在”崭新的现代生活景观之中的。

2013年5月5日于北京

作者：付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