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图/王伟宾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东晋陶渊明记述的乡村景象，简朴恬淡，似乎是我们对古代农人生活的全部想象。那么生活在陶渊明之前，距今2000多年的汉代农人又是如何劳作、怎样生活的?它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直到2003年6月，安阳市内黄县三杨庄的一次偶然发现，才无意中开启了通向汉代的“时光隧道”，让当代人目睹了汉代人那一幕幕凝固下来的生活场景。之后又经过两年多的发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从5米多深的淤沙中，逐渐清理出4处庭院，总面积达9000余平方米。

　　考古学界称，三杨庄汉代遗址规模宏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农业遗迹，展现了中国汉代农耕社会的丰富概貌，其考古价值堪与意大利庞贝古城相媲美。

　　◎汉代聚落重见天日

　　内黄县西南30公里处的梁庄镇三杨庄村一带，地处黄河故道上的一片淤沙地带，土地贫瘠，略显荒凉，地表沙丘起伏，地下淤沙厚积。在久远的古代，这里曾经是麦香阵阵的农耕乐园。三皇五帝中的颛顼、帝喾的陵墓，就在离这里20多公里的地方。

　　三杨庄原党支部书记杨丁伟介绍说，三杨庄村北曾经有一条河流经过，但很早就断流了，缺水曾经是当地人生活中的大问题。2003年6月，内黄县实施“引黄入内”工程，轰鸣的机器一刻不停。24日，一台疏浚河道的推土机正在村北500米的“引黄入内干渠”河道内施工，突然，村民杨国庆叫了起来。众人围观，只见离地表5米左右的黄沙下面，隐隐约约出现一堆瓦砾，瓦片很大，好像是房屋的房顶。

　　内黄县文物局立即派工作人员来现场勘查，随即将情况上报到河南省文物局。之后，陆陆续续，四处类似的房屋遗迹在同一地层上出现。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海旺回忆，遗址中清理出的瓦大约有40厘米长，是目前常见瓦长度的两倍左右。板瓦如板而略有弧度，其瓦盖在板瓦之间的缝上。板瓦和筒瓦同时使用，表明是一幢汉代建筑。遗址中还有“货泉”字样的铜钱，“货泉”是王莽时期(公元9年至24年)的钱币。综合板瓦、筒瓦的纹饰和形制，以及陶器的形制等整个器物群的特征，考古学家认为，三杨庄汉代遗址是一处西汉晚期较大规模的聚落遗址。

　　为了保护已清理出的两处遗存，当地水利部门在原开挖渠道南侧的50米处，开挖新渠。不料，新挖的渠道内又发现两处庭院遗存及汉代墓葬。

　　考古工作者经过2年艰苦工作，首期发掘总面积9000平方米，清理出4座庭院、2眼水井和厕所、地窖、编织台，树木、树叶遗迹以及70多件铁质、陶质、石质生活和生产用具，还有2000平方米的垄作农田。

　　沉睡了2000多年的汉代聚落，终于醒来，露出了原貌。何谓汉代的“代田制”，何谓“聚”与“落”，这些过去只能根据文献和汉画像石推测的历史，由于三杨庄汉代遗址的发现，变得日渐清晰起来。刘海旺认为，遗址保存了大量的西汉晚期社会结构、农业生产、社会制度等方面的信息，对研究西汉时期生活组织机构、社会制度形态、经济发展状况、农业生产水平、建筑结构布局、民间生活习俗等方面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实物资料。北京大学原考古学系主任、考古学博士生导师高崇文甚至认为：“怎么强调它的意义和价值都不过分。”

　　三杨庄汉代遗址2003年被中国社科院评为六大考古新发现，2005年被中国考古学会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6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房舍格局保存完好

　　一堆筒瓦碎块遗落在地上，房屋西南侧还有一个小型的拌泥池……似乎，这一户人家正在维修房屋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房屋内没有留下任何人或动物的痕迹。和这一户人家一样，周围的几户人家，似乎也是在或编织或农作或嬉戏的时候，转身离开了这里。他们是集体搬迁了吗?为何又走得如此匆忙?

　　这一切都与黄河密切相连。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博士符奎考证，西汉末期以前，三杨庄遗址处于黄河北岸，黄泽东侧，或紧濒黄河与黄泽，黄河故道在这里拐弯，再流向东北方向。三杨庄遗址聚落在汉代隶属魏郡管辖。魏郡是西汉至唐初的一个郡级行政区划，包括今天河南省安阳市以北，河北省邯郸市以南及山东冠县、莘县等地。西汉贾让在《治河三策》中提到，当地居民与水争地，在河堤内肥美的河滩上耕种，久无灾害发生时，便在此安家定居，“稍筑室宅，遂成聚落”。为了保护已经开垦的耕地和房舍，人们自行筑起了数重抵御洪水的堤坝。

　　眼前的遗址保护区内，2号庭院房屋遗址的主房瓦顶，保存完整，呈西北—东南向，瓦顶北高南低，呈坡状，板瓦的仰铺与筒瓦的盖合大多保存着原貌。刘海旺推测，当时的情景可能是一片汪洋，水面慢慢升高，遗址建筑并非是被高能量水流冲散，而是长期被水浸泡，逐渐垮塌。

　　据记载，新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河决魏郡”，朝廷并没有进行堵口和治理，致使河患越来越严重。专家推测，黄河决堤后，民间修筑的堤坝最初是起到了防洪作用，但是黄河决堤后久久不被治理，以致河患越来越严重。遗址所在区域，正处于黄河决口之要冲，三年后的天凤元年(公元14年)，洪水侵入到了聚落中。

　　彼时的黄河水，早已经过堤坝等障碍物的阻拦，冲击力减弱，浸漫过程变得十分缓慢，三杨庄聚落居民在逃难时，或许带走了钱币，牵走了牲畜，拉走了值钱的物件，也或许并非那么从容，还来不及带上石器、陶器等日常用品……他们越走越远，身后的洪水则漫过田野，漫过屋顶，淹没了村落。洪水所携带的泥沙，逐渐覆盖了整个遗址区域，最终把这里“封存”在了泥沙之下，留下完整的房屋格局。

　　史料记载，黄河的这次泛滥直到公元69年，经过东汉王景治水，才使黄河大致归流，此后600年没有决堤过。三杨庄遗址附近，又成了后来河道的一部分。黄河水起起落落，水下庭院始终保持着泛滥时的格局。从宋代中期开始，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里成了无边的沙岗，风力大时，沙岗便随风移动。刘海旺为此感到庆幸，他说：“正是由于以前的荒无人烟，遗迹才得以保存下来。”

　　被“凝固”的三杨庄遗址，与意大利的庞贝古城有几分相似。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庞贝古城，位于意大利南部的维苏威火山附近。公元79年，这座火山突然爆发，大量的石块和火山灰，顷刻间把附近的地面全部覆盖，城内人无法逃出……从1860年起，人们开始对庞贝遗址进行有计划的发掘，200年后，沉睡千年的古城才重见天日。庞贝古城的文化遗存之丰富与完整，令世人叹为观止。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认为，和庞贝古城不同的是，三杨庄遗址是一处因为黄河泛滥而被整体淹没，又被泥沙掩埋的，没有发现人或动物的遗迹。数千年来突发灾害所“凝固”的历史，不仅仅是三杨庄汉代遗址，黄河沿岸或许有更精彩的地下奇观，等待开启。

　　◎农田宅院毗邻而设

　　三杨庄村的西北部，2号庭院被巨大的玻璃建筑物罩了起来，保持着出土时的态貌。

　　遗址上，是坐北朝南的两进庭院，由西门房、东厢房、西厢房、主房组成。院子的南大门外，有砖砌的水井，并由铺就的小道连接院门，庭院西墙外，还有一个池塘，院内大门旁疑似有狗窝、牛棚，另有厨房、厕所，好似2000年后司空见惯的农家小院格局。

　　庭院内生产、生活功能很齐全。其中，有一处非常特别的用于编织的遗存，从留下的刻成凹槽的成对砖块来看，刘海旺推测，它用于编制一些大件的、比较粗糙的东西，如草席、荆笆等。

　　仔细观察庭院，砖地基、瓦盖顶，土木结构，大约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康人家，若不是来了水患，他们的生活该是安定而富足的。

　　宽敞庭院的北面，种植有成排的树木，多为桑树和榆树。文献记载，西汉历代皇帝都提倡宅中植桑树，《汉书·景帝记》中提到，汉景帝多次下诏“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考古发现的情况，正好与此相印证。

　　紧邻庭院四周，是排列整齐、高低相间的田垄遗迹，田垄为南北走向，田亩尚在耕作中，牛蹄印、车辙痕迹清晰可辨，还有大型的铁犁。农田内的道路也是经过规划的，可能源于井田制中的阡陌传统。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庆柱，看到这一垄一垄的农田时说：“这一遗址等于留下了一部汉代经济史。”

　　以往人们对于汉代聚落的理解，是集中院落并且土地相连，一个村庄几十户人家。而三杨庄遗址发现的庭院，每个独立，有小道相通，连接公共大路，户与户之间并不紧连，宅与宅隔田相望，中间都有农田毗地相隔，所以有“毗邻”的说法。

　　《汉书·食货志》载，西汉武帝时，任用赵过担任搜粟都尉一职，推行“代田法”，发展农业。这一方法是把农田打成一道道的垄和沟，沟垄一年更换一次，精耕细作，大大提高了粮食的亩产量，这对后世的农业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海旺指着田垄遗迹讲解，做成的田垄正如书中记载的高一尺，深一尺，每年轮换种植，头一年的垄沟，第二年经过培土成为垄背，所以称为“岁代处”，即一年一换。这种耕作方法如今依然在某些地区使用。

　　另外，庭院内还出土了许多农具。主耕农具是铁质铸就的犁，犁头宽7寸(合汉代度制一尺)，与垄宽正相符合。加工粮食的石器，家家户户都有两种，即石臼和石磨，石臼用来去掉粟、黍的外壳，石磨用来把麦子磨成面粉。有学者提出，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就是以石磨的普遍使用为标志的。

　　据专家考证，汉代奖励农耕，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力，小麦亩产近150公斤，一户核心农家，即五口之家的耕地面积为六七十亩，还有很多土地可待开垦。三杨庄遗址虽然被洪水淹没，其断壁残垣却展现出一幅丰衣足食的美好画面。

　　《孟子·梁惠王上》提出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的理想生活，似乎在这里实现了。

　　◎“聚落”概念正在丰富

　　聚落，是现代地理学上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包括城市和乡村;现代考古学上，聚落也指包括城邑遗址在内的先民聚居场所。先秦时期，“聚”是与“邑”“都”相对的概念，《汉书·沟洫志》中的“聚落”，确指相对于城邑的农耕聚居地。大约到了东汉晚期，才出现了“村”这一概念。从“聚落”到“村落”，不仅是概念的变化，也反映了居住形态、居住方式等基层社会诸多方面的改变。

　　刘庆柱说，汉代是中国古代城市和聚落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它以战国时期的城市和聚落为基础，开创了帝国时代城市和聚落的新格局。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的发掘，是中国古代聚落考古的重大突破。刘海旺分析，遗址宅中有田，田中建宅，成片的农田环绕着每个独立的农家庭院，这可能是汉代聚落中的一种形态，也可能是普遍形态。聚落通往外界和聚落内的道路优先确定，多条道路主次有别，宽窄不同。乘用车辆及生产用两轮车辆的普及影响了道路的规制，主干道宽度可达14—20米，一般道路的宽度也在5—8米。农田内道路的规划依据，是否与田亩制度、灌溉系统等相关联，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现去证实。

　　从2011年以来，三杨庄遗址的考古工作仍然在继续，2017年在三杨庄村西北颛顼帝喾陵园内外的考古钻探中，还发现分布着不同时期的砖砌墓葬，这一区域，很可能是汉代、唐代的墓葬区。刘海旺说，墓葬区的存在，更证明了聚落长期存在的可能性。

　　更多的信息，仍然要等待漫长的发掘过程来揭开，对于三杨庄汉代遗址而言，或许这只是一个故事的开场……

来源：雅昌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