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年里，最近三年是张晓刚 (雅昌指数13↓) 展览活动比较密集的，尤其是2018年，有四个个展。其中 “@武汉2018·舞台：张晓刚2008-2018”和“多重叙事：张晓刚艺术档案”双展12月15日的同期开幕，以文献展和新原作展两个路径共同构成艺术家个案的完整呈现，又是互为印证的关系。这样的方式也是首开先河。

　　互补关系的双展

　　张晓刚和湖北美术馆馆长冀少峰、合美术馆执行馆长鲁虹讨论两个展览的关系时希望“@武汉2018·舞台：张晓刚2008-2018”和“多重叙事：张晓刚艺术档案”双展是种互补关系。湖北美术馆的那些新的原作在合美术馆有草图，又有图片文献可以了解。“在合美术馆的文献里能看到，包括新的原作制作的过程的纪录片都能看到。如果到湖北美术馆馆看原作，希望深入了解作品背后的信息也可以合美术馆看原始的文献材料。虽然一个是原作一个是文献，但文献里面包括了原作，原作又可以找的到跟文献相关的信息。”张晓刚对两个馆的呈现确立了这样的一种关系，希望两者不是分离的两个展览，而是有相互关联的展览。

张晓刚 《世界的秩序2号》，纸本油画、纸张、棉绳拼贴，203cm×303cm，2018年

谢慕：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武汉合美术馆张晓刚“多重叙事：艺术档案”的展览现场。我们今天有请到了非常重要的四位嘉宾一起共同探讨一下关于展览以及艺术家文献的价值这个话题。

张晓刚的多重叙事：艺术档案展以及在湖北美术馆开展的张晓刚2008-2018的个展。实展览的开展掀起了一个张晓刚的热潮。想请五位嘉宾跟我们先分享一下昨天看展的一个感受。黄立平：这一次把两个不同角度、不同的主题的展览同时呈现，能帮助更多的观众对艺术家生活和作品能够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所以我们都认为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

鲁虹：我觉得艺术史写作它是以对文献的研究为依据，黄专在深圳后来在尤伦斯都做过85的展览，其实这两个展览当时他们是尽了力，但是由于挖掘的时间不够，资料是显然不够的。所以我是有一个情结，我是说有一些资料应该把它显示出来，它不能被少数人放在箱子里面压着，这是对写作是不利的，所以后来我去云南从毛焰那里接触张晓刚老师，得知他们有大量的文献，但是有时候你要借助展览他会产生另外一种效果，所以我是当年就跟张老师和毛老师谈过能不能把文献展做出来，其实都是一个想法，还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中，这两位老师一直在创作上就不用说了，是国内外非常优秀的艺术家，这个展览先是做了毛老师的展览也反映很好，毛老师就是按他的那个把他的资料堆积得非常的丰富，也仅仅展示了他一部分。

冀少峰：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非常有意思，我们就可以反问张晓刚是怎么样炼成的？接下来我们通过两个展览的互补，一个是他的文献，一个是他的原作，几十年的原作，在文献当中我们看到他的一个成长的足迹，张晓刚有一句名言“为什么总是我？”今天我们用到我们的现场，“为什么还是（张晓刚）？”原因就是通过他的文献展和通过他近十年的表达，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个视觉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

万捷：参与了张老师文献的编辑、文献研究、作品研究，文献的编辑，昨天看了这个展览，我觉得张老师做了一个模板，虽然给其他艺术家工作量上有压力，实际上也有一个动力，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可能没有一个专业系统的文献的系统，但是一个专业系统的文献系统一定出自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展览实际上是做了一个标准的现代当代艺术家的一个标准的版本，而且这个文献我们第一感觉就是说一八几几年生的艺术家，他所有的作品，他可以不像一个文献展而像一个常设展，因为有很多作品，刚才鲁老师也说了很多作品融在里边。不光是一个文献，如果光是文献的时候，可能大家观赏的那种精神很难集中，但是如果有作品穿插在里面，包括多媒体的、互动的，还有一进门那个肖像的，因为他不是张老师的40年的作品，艺术文献，而是包括家族60年的出生，他的奶奶、外婆、母亲、兄弟姐妹，还有肖像里有很多内容，所以实际上又是符合现代年轻人互动的需求，同时有一个文献，同时有一个标准的版本，同时在文献基础上又有精心的策展和年轻人的互动，我觉得作出一个版本，让更多的艺术家觉得第一都有什么文献。

    谢慕：张晓刚老师您觉得两个展览和一个文献集同步的推出。您自己经历了昨天一天的状态之后现在是什么感受？

    张晓刚：真的很感谢@武汉两个美术馆邀请做展览，这个也是我这一生第一次这样的经历，我原来以为就是两个展览，拼一把就过去了，但是真的做起来每不是一般的复杂，几乎是拼命的感觉了。但是我觉得很值得，能够在武汉实现一个梦，我们把一个文献展、一个原作展，两个展之间的关系做出来，两边的水平达到一致，对我来讲都是一种挑战。

    目前看来好像还行，反正大家反映都还不错，两边都还可以，我觉得还是比较欣慰，主要是要感谢两个馆的馆长和工作团队的这种努力，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以前我体会不到，以前画画，一个人在画室里面画画，孤独惯了，觉得艺术就是你个人的事，但通过这两个展览我深深地体会到当代艺术其实就是一个团队的事，就是你有好的想法，好的艺术家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好的团队，你有好的团队也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好的美术馆，这三方面缺一不可。这三方面如果都达到了一种协调平衡和同样的水准这种配合那就是天下无敌。

    谢慕：接着您拿着话筒想问一下您觉得实际上刚才大家也都谈到了两个展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我觉得从文献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互相的关系，其实不太是一个分离的状态，您从艺术家的感受来说，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说您觉得艺术家文献的保护或者是整理它有哪些价值呢？

张晓刚：因为这一次见到大家，大家对我的第一个反映是你怎么那么会收拾，这么多东西。我说我知道的在我朋友中间我不算最能收拾的。像毛旭辉他的资料远远超过我，我说应该我的初步的估计应该是10倍于我，我去过他的库房看，他还有很多，很多宝贝没拿出来，因为他可能搬家少，可能留下的就多，我搬家多，可能扔掉了好几箱，我记忆中有好几箱公共的资料都扔掉了，我在想如果我当年在北京我也不用留资料，我甚至可能把历史改写了。你在边疆的话你又热爱艺术又想进入当代艺术圈，然后我们当时我记得当时80年代像大毛我们在一起经常就讲我们要把昆明当成巴黎，我们旁边那条河就是塞纳河，用这样的一种胸怀去定位，然后把自己当成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一个昆明的文艺青年，我记得当时有这样的，可能就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开始收拾东西，就觉得每一件东西必然是历史的一部分，这样可能就留下来了。

    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也跟早期读的一些传记文学有关系，像梵高，我记得我当时看了好几本专辑，我就体会特别深，因为特别喜欢看他们的通信，梵高那些通信录当时写的很感人，后来一想他从事艺术才十年时间，他可以画出这么多画，写出这么多信，这种太厉害了，如果他的信件和他的那些作品没有留下来，我们也不知道有梵高这个人，可能下意识里边会觉得这种其实文献也是艺术生涯的一部分，甚至有时候还有意识的在保留一些东西，后来92年又去阿姆斯特丹的时候，专门去梵高博物馆看，看了以后，看了看除了他主要的展厅以外他旁边有一个厅专门是陈列他的文献，特别感动，你看到文献你会有一种跟艺术家的关系会有一种很亲密的感觉，你在美术馆看作品他很经典，你会把他当一个神，当你看文献的时候你发现他跟你一样是一个人，而他的所有的情感跟你一样，所以这个给我印象特别深，后来到布拉克看卡夫卡博物馆，我还记得是跟黄专，我先去看过一次，后来我跟黄专一起去布拉格的时候，我说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博物馆，你想一个作家的博物馆我们开始在想怎么做，但它把一个作家的这个文献生涯做得非常的打动人，而且视觉上非常的强烈，当时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所以可能这些元素就造成了我在想这一次的展览应该怎么去做，去呈现文献怎么样用视觉的方式让人去读文献，而不是简单的把资料摆下来给大家看，这样在今天这个时代不够，可能用多种的视觉甚至听觉甚至其他的方式来让人去了解历史，去读文献，我的基本想法是这样。

    谢慕：刚才其实谈到合美术馆这几年一直在做重要的艺术家的文献展。黄总您认为如何，艺术家对艺术家来说他的文献的保护或者是整理有什么样的价值呢？

    黄立平：首先是一个对历史的判断，我们是认为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一段历史，在中国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各个方面，他应该能够让后人了解这段历史发生过什么，但是从艺术的角度，那么在这个历史时期有哪些艺术的活动，有哪些艺术家，哪些作品，哪些艺术思想是能够对未来有启示的作用，这是我们希望做这个工作的一个初衷。当然难度比较大的体现主要是我们需要去探索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当然我们说的研究方法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史料的堆积，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化的梳理，因为我看过的艺术史，包括西方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版本，我觉得都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我们现在的研究缺少方法。我们希望美术馆的角度能够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研究的方法做一些工作，比如说情境分析的方法，过去贡布里希主要的方法，当然我看这次黄专先生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做的工作。包括图像学的方法现在比较常用，我们现在还希望把有一些艺术家的案例能够把这个方面拓展。比如说有针对性的对某些比较契合艺术家个人特点的，引入不同类型的心理学的方法，比如说引入一些历史哲学的方法，这样可能我们在看艺术史的时候，让每一个艺术家能够真正成为历史的与众不同的这样的活的主题，而不是我们用一个方法千篇一律，我觉得那样做出来的事情是没有太大意思的，而且他也不可能，因为你的主观愿望让他成为历史化中间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个工作是一个长期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艺术史的书写、美术馆有非常重要的责任，包括我们的展览也是一个艺术史书写的过程，而本质上他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历史化的过程中，美术馆有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方法，并且逐步地形成一个体系，这样做出来的贡献他就比较系统。

    谢慕：鲁虹老师实际上做了非常多的文献展的策展人，包括自己也在合美术馆其实是开启了文献展这样一种展览的系统的，您觉得从您的感受里面您觉得艺术家他们的文献的宝库和整理的价值在哪里？

    鲁虹：我目前所知很多人是忽视收集，在另外的情况现在就出现很多单位去收集，缺乏整理，当我们用这个信息的时候大量有效的信息淹没在无效信息中，我觉得是一个问题意识，就是你要觉得根据历史的和现实的线索，你要认为哪些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来根据问题清理材料，你会在搜集的基础上把那些资料有价值的资料提供出来，现在无论是毛老师个人，张老师，还是对于一个机构，还是对于一段历史实际上是汪洋大海，不是每一个资料都一样具有同等价值，一个研究者应该有清晰的问题意识他才能把那些有价值的信息、资料从汪洋大海中提炼出来，像黄专老师对张老师的材料就进行一个清理，用他的方法，他有他的问题意识，然后有他对贡布里希的分析用了一套的办法，这样就能够给我们提供有效的信息，我们在做张老师的展览，包括张老师的团队来做张老师的展览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依据，所以他们有一个基础可以能够做得今天这样好    

    谢慕：因为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是您早年做了很多出版的工作，给很多艺术家出版过文献，或者是他的文集或者是画册，这是您的第一个经验。

    第二个问题其实您也参加了一些档案库的前期，现在也在参加一些档案库的工作，从您的经历和经验出发，您觉得对于艺术家来说刚才他们一个谈到标准问题，一个是谈到了问题意识，您觉得在艺术家文献的整理和保护的过程当中哪一些是更重要，更值得要注意或者说从您的经验里面哪些方面的问题显得更突出一些？

    冀少峰：我觉得他是留下了的证据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中华文明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证据在哪儿，一个艺术家他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种视觉见证，这种见证是真正有助于当代艺术走向一个广阔的公共空间。那么有了文献就会有了历史，有了历史就会有故事，有了故事就会有趣味，有了趣味人家才会了解，在每一个海报，每一个文献、每一个速写本，每一本小证书的背后他都有故事，比如说这个绿墙它是一个医院的绿墙，你就会想到这个场景他就和他的记忆就有很大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这种视觉的这种证据你看不到一个艺术背后整个这么40年的发展历程，恰恰这个给我们透露出来了一个40年中国怎么样从一步一步重回视觉秩序，我们走向其实是一个文化上的一种反省，一个文化上的苏醒，通过学生青年学生也可以通过这个记忆，他找回了他不曾永远的记忆，他就会想到80年代激动人心是个怎么回事，70年代恢复高考又是个怎么回事，那么到了90年代，到00年以后商品社会、消费社会来临的时候那种焦虑为什么每个人都焦虑，那么恰恰这就是文献的这种价值，而且这个价值就能够让艺术越来越和公众相接近，公众也会亲近艺术。

    谢慕：其实雅昌做了大量艺术家文献的保护和梳理的一些工作，您觉得从艺术家对这一块他们的价值在哪儿？工作的价值？

    万捷：昨天张老师上台第一个感谢就是他的那个团队，团队上去差不多10个人吧，但是实际上背后可能更多的人，这么多年的时间，光这个展览就是半年的时间，还有做文献那几年的时间，还有很多整个经历里面他的学生，他的朋友、同学，很多人参与这种文献的这个整理，就是整合吧，很多是整合，最后梳理还是他来梳理，黄专老师来进行梳理。我觉得本身艺术家在做这个文献系统的时候，就是他作品的一部分。因为只有他清楚这些资料，他的逻辑关系，还有研究他的人清楚，在世的，如果后人再去研究做文献，实际上很多是凭判断、推理来的，所以只有他最切除这个历史的逻辑关系，因为我们看到毕加索做他的文献，比如说16000件作品全部在34卷他的一个文献册里面，这是作品和照片吗？还不包括书信还有他的那些背景的资料，还有其他资料，这是手稿、照片，还有作品，那就有16000件，34卷，所以他能够成为伟大艺术家，跟他整个的不断地梳理，不断地去总结每一个阶段是非常有关系的，另外的雅昌我们一直帮助艺术家来做这个文献的基础工作。因为现在科技时代笔触照相容易了，比毕加索是容易多了，手机照的也很清晰，但是这些文献的整理要迅速地数字化，包括这些怎么样把这些，因为作品要数字话，手稿要数字化，这些书信可能没有数字化，你怎么样去保存呢？有些没有，因为张老师还有很多手写的信，现在都是微信了你怎么办，还有邮件了怎么办，对吧，因为你都是邮件来信的，这个纸制的、物质的书信就少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保存这些文献资料，还有就是存储的问题，数字化了以后存储，因为存储的问题就是如果不当的存储可能会一下子丢失了，这个损失就巨大了，巨大了，数字化以后。

    另外一个就是工作量大了，不像张老师有这么多学生的帮助，其实这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怎么样其实用平时的一点一滴的积累最后才能够进行系统的阶段性的系统整理，所以雅昌我们现在作出帮助艺术家，包括他的出版物，包括他看过的书，昨天张老师有他的出版物，还有他看过的各种留下来的他最喜欢的那些资料，但是很多资料已经没有了，不知道去哪儿了，他看过的，但是毛老师那儿有，他们两个都有共同的书，你看他们两个的书有很多是一样的，其实从那边可以互相因为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可以共享的，比如说他有的给你写的信，你给他写的信你没有了，他那儿有，这个是一个互动，雅昌来做这个工作，在艺术家授权的情况下怎么样去完善这些资料，只有大数据才能完善这些资料，还有就是我们的人他做这些，比如说把展览都做成，因为这个展览我们就给它录成VR，如果不录的时候整个的展场，每个人的展览每次都不一样，展览场地的环境不一样，布展的方式不一样，包括色彩，包括一些细节全部都不一样，多媒体的应用都不一样，但是你把展览录下来这是古人没有的，每次对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呈现方式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后人要看到这些资料，你米一次的一个呈现的方式是有特色的，作为雅昌我们云艺家，实际上就是帮助艺术家打造这样的一个工具，让他自己随时用手机可以看到，第一能够把这些数字全部这些基本的文献的素材全部数字化，能够第一时间数字化，第二最有效的保存，最安全的保存起来，包括雅昌的3D最安全的保存，同时给存在腾讯的云里面，那个最安全，这个全是艺术家资料，别人不能动的，这个就跟银行的保险柜似的，不是说你去贡献，互联网大家都可以看，但是哪些可以公开，哪些不可以公开是艺术家来决定哪些可以上，哪些不可以上，这是私秘的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说把这些资料艺术家随时能够利用自己的手机都能看到他做的作品，哪些作品有，哪些没有，又发现了新的作品，我们又把发现新作品传给艺术家，让他看到这些作品是不是你的作品。包括跟他有关系的资料，还有就是他可以跟朋友之间、艺术家之间授权以后他可以看毛老师的东西，他们授权以后那里面有很多你需要的文献，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授权来拷贝过来，还有就是像张老师你有这么大团队的艺术家不多，你人缘好，有这么多学生跟着你，有的艺术家可能他本身就是人手不足，怎么样雅昌帮助他来做这个，使他的工作量特别是老艺术家，就是越老的艺术家，人手更少，人更少，所以他需要的帮助更多，因为去雅昌的很多都是80多岁的老艺术家，比如说尚扬老师上个星期一直在雅昌在做他自己的资料，弄，他亲自去的，你知道吧，包括詹建俊做这个资料的时候都是自己去，越是老艺术家，实际上他的助手越少，这个跟中国当代艺术年轻人学习的方法有关系，所以雅昌来说我们云艺家，还有就是过去我们只服务TOP的艺术家，顶级的艺术家，现在我们也推出了自助的方式，因为张老师从上学的时候，今天昨天讲的是40年，那天我看方力钧的文献是6岁的，他那个画，画的填色那都是良，艺术家这么大的艺术家，学美术的初期都是良，老师没发现伯乐，但是那个时候的资料来说，那是更可能需要把他怎么样去收集起来，所以雅昌把这个就是从现在的学生，从小时候开始可能这些资料就有这个意识，因为中国人是没有这种意识的，随手就扔的对吧，但是现在来说要有这个意识，要保护意识，不光是保护自己还得保护别人。刚才我们在跟黄总谈文物保护和文物修复和再建的问题，也是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雅昌现在不光是为顶级的艺术家来做这个以文献为基础的这个数字资产的管理，用大数据的数据库来自己的数据库，艺术家自己的数据库，还有用移动互联网的方式，数据的方式你随时可以看到你的出版物，你的别人的出版物，你的文献，你的资料市面上又出现了什么样的资料，可能你能够随时进入这个数据库，随时管理自己的数据库，这个文献库，就跟刚才鲁虹老师说的是的，你只要先整理我们做基础的工作，由艺术家和专家来进行整理，因为他本身还有学术的梳理和一些经典的打造。

　　对于湖北美术馆的“张晓刚2008-2018”，张晓刚将它定义为“十年小结”： “这十年是艺术品市场下滑的十年，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艺术家来说既是一场考验，也是一个挑战。今年创作的十件作品是这场展览的重点，这些作品也是在国内首次展出;过去几年创作的巨幅绘画也因为这场展览，从世界各地运到了湖北美术馆;与此同时，用文字和图像两者之间关系形成的一条作品线索也在这次展览中展出，最终共同形成我这十年的工作变化”。

　　而在合美术馆的展览中，张晓刚则更看重每个展厅呈现出的个人艺术史的演变： “经过了和鲁虹老师的反复交流，在合美术馆的展览中，我们用了十件带有回顾性质的、比较老的原作配合文献，来总结我与时代的关系、我与艺术的关系，从旁观的视角来观察张晓刚。我希望展览是从视觉的角度去呈现，而不是跟着文献本身去走，当观众来看展览时，怎样让他通过这些视觉感受到时代的氛围，怎样让他走到任何一个展厅都能感受到几十年的变化，这是我比较看重的”。

　　【编后语】

　　在艺术市场化的最近10年中，艺术家和作品快速被资本市场横刀切断分割后，文化断层的很厉害，所以有的艺术家都可能在这个断层中间，被一刀切下去。影响了整个文化生态的发展，在张晓刚看来是很明显的。

　　而观念艺术和国际化的年轻一代，对积累了几十年的艺术家来讲，又面临着一次切割。自我的更新同样是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市场最好的时候，我一直都比较警惕，我老觉着这不是我们最早的想要的结果。因为我们是80年代过来的人，知道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是什么动力，让我继续能够去创作。”张晓刚觉得这个时间点对个人来讲，是一个机会，可以好好重新想一想，为什么要做艺术，个人的价值在哪里?个人和时代是什么关系?个人和艺术的关系是什么?

　　前几年，大家都在转向，或者是画抽象，做纯观念的时候，张晓刚没有改变，还是守在他的原处，“我还是要找我最触动我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