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绘画5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展”展览现场

北京。乔瓦尼·贝里尼、丁托列托、鲁本斯、安格尔、莫奈、梵高、安迪·沃霍尔……60幅来自东京富士美术馆的西方艺术经典藏品构成“西方绘画5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这些作品跨越了16至20世纪西方艺术500年的发展历程，以时间为叙事主线，依照流派的发展形态分为五个单元展现了“一部浓缩的西方艺术史”。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说：“今天呈现的这个以西洋美术为内核的500年西洋绘画的回顾，一个通史的展览，是对于东西方艺术交流、文化交流的总结。在这批艺术家及其作品中，可以看到在19世纪，日本或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的美术观念和美术技法，对西洋美术的影响和反哺。”

60幅作品构成浓缩的西方艺术史

本次展览从确立“人文主义”思想体系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发端，一幅乔凡尼·贝利尼（1430左右-1516）创作于约1507年的《行政长官的肖像》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威尼斯画派的代表性作品反映着当时威尼斯的社会氛围和时代背景。同属该画派的丁托列托今年迎来了诞生500周年纪念，他创作于1560-65年的一幅《收藏家的肖像》也在展览中呈现。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平行发展的北方文艺复兴，主要以尼德兰、德国等欧洲北部国家为代表，阿尔布雷希·阿尔特多费尔、老卢卡斯·克拉纳赫均为德国多瑙河画派的代表艺术家，这些绘制肖像画、

展览的第二单元“华彩乐章与怀古幽情”将眼光投向17、18世纪欧洲的又一伟大思想文化运动——启蒙运动。以鲁本斯和布歇分别为代表的巴洛克艺术和洛可可艺术，凭借其华美色彩和贵族的享乐主义共同谱写了一段艺术史上的“华彩乐章”。克劳德·洛兰以古希腊神话“普赛克与丘比特”的故事为主题，创作于1630年的《溪水树林风景》则体现出在法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学院派古典主义所崇尚的古典构图和美学。

而写实主义此时广泛存在于意大利、西班牙、佛兰德斯、荷兰、法国文化中，值得一提的是，展览将16世纪佛兰德地区的著名画家勃鲁盖尔一家兄弟二人的作品并置，老彼得・勃鲁盖尔的艺术作品数量较少，而人气却居高不下，次子老扬·勃鲁盖尔擅长的“记叙式”的表现手法传承了父亲的衣钵，而长子小彼得・勃鲁盖尔通过复制与创新让父亲作品中单一的绘画模式得到了拓宽。

启蒙运动之后，西方文化艺术的中心从佛罗伦萨和罗马逐渐转向了巴黎，法国成为西方艺术最活跃的国度。在“古典理性与浪漫情感”单元，与原作相似的小品及名作的局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强调逻辑和理性的新古典主义风格是如何炼成的，安格尔创作于1807-25年左右的《朱庇特和西蒂斯》（82x65cm）是与藏于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格拉内特美术馆的家喻户晓的名作（327×260cm）标题相同、构图相同的小品，今年1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学院与沙龙——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 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珍藏展”中，巨幅油画《朱庇特与忒提斯》首次走出欧洲，在近四十年中首次走出馆藏地——普罗旺斯艾克斯的格拉内博物馆，现身中国。

法国雅克-路易·大卫工作室所作《皇帝与皇后加冕中拿破仑的肖像》则是将大卫的名作《拿破仑一世与约瑟芬皇后加冕礼》中所画的、皇帝正要将皇冠授予约瑟芬皇后的画面单独抽离出来进行描绘。随后籍里柯、德拉克洛瓦、戈雅、透纳等人的作品则凸显了19世纪上半叶提倡情感、想象和自然至上的浪漫主义如何应运而生。

从法国现实主义大师库尔贝的风景画到马奈、莫奈、毕沙罗、雷诺阿等人为代表的印象主义；从毕加索、莱热、马格利特、米罗、莫兰迪、夏加尔等众多知名艺术家构成的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和流派，到安迪·沃霍尔和罗伯特·印第安纳的作品，展览的最后两个单元见证着世界艺术中心如何由巴黎转向纽约，西方艺术又是怎样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这些近年来常常出现在中国观众视野中的名字和作品通过展览脉络清晰呈现出来。

日本文化视角下遴选的西方经典

“特别之处在于展出的是一座日本美术馆收藏的西方艺术画作。”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策展人杨冬江在前言中道出本次展览隐含的另一个视角：日本艺术界、博物馆界及收藏界如何看待和理解西方的艺术史？如何甄选并收藏西方的艺术品？

“西方绘画5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展”展览现场

1853年，美国用战舰迫使日本港口对外开放，与欧洲贸易日渐频繁的前提下，日本浮世绘在欧洲开始大量传播，欧洲画家们开始注意到这些东方艺术作品。彼时，19世纪欧洲的写实绘画被推到了十字路口，法国印象派从现实主义艺术中走出，他们注重的色彩构成和光影变化也面对着舆论的冷嘲热讽，而被称为“江户画”“风俗画”的浮世绘与印象派在各自的母国同属不入流的艺术，却在异国大放光彩。“尽管浮世绘被认为是日本文化的象征，但短暂的历史不足以被本国人当成一种艺术，受到国外的艺术家追捧，对于日本来说是其实是一种逆向文化输入，法国的印象派当时也不被法国人重视，而是在美国首次被承认。”东京富士美术馆常务理事兼馆长五木田聪对《艺术新闻/中文版》说。

近代以降，日本与西方文化交流频繁，明治维新以后努力学习西方，甚至有“脱亚入欧”的主张。太平洋岛国向西方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也为日本收藏家们奠定了基础，对西方艺术的兴趣和认同从第一代日本艺术收藏家起步，他们与印象派艺术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有时甚至是亲密的朋友。文化与艺术的对话在东西方两方面都取得了成果。而在欧洲，日本艺术开辟了新的领域，像莫奈和梵高这样的艺术家成为日本浮世绘的狂热收藏家。日本人对西方艺术的兴趣与日俱增。“西洋绘画500年的历史，是日本不曾拥有的历史。通过这些绘画可以了解异国的文化，而且绘画这种形式对于日本人来说是最容易理解的。”五木田聪说。

与系统性地收藏西方绘画的日本国立西洋美术馆相比，东京富士美术馆作为一个民间美术馆，达到如今的收藏规模并不容易。早在1961年，日本著名摄影师、和平运动倡导者池田大作就公布了新建一所美术馆的计划方案。1974年，法兰西学术院美术史学者勒内・于格（René Huyghe，1906-97）携法国卢浮宫镇馆之宝《蒙娜丽莎的微笑》来日展出，因此与池田大作结缘，也是在他的帮助下，于1983年创办的东京富士美术馆才得以有计划地收藏了西方艺术史上众多代表性的艺术作品。在池田个人收藏的基础上，通过理事会的购买和捐赠，而今已收藏了超过30000件东西洋绘画、板画、雕刻、陶磁、武具、刀剑等艺术作品。

“透过日本文化的视角所遴选的西方艺术品，当然既不同于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的馆藏，也有别于大都会博物馆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藏品。也许我们有理由认为，本次展览所展出的西方艺术品，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日本艺术界和博物馆界对西方艺术史的理解与认知。”杨冬江表示。而自2016年建成开放的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至今已举办不少西方艺术大展，如开馆时的“对话达·芬奇：第四届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从莫奈到苏拉热:西方现代绘画之路（1800-1980）”“回归·重塑：布德尔与他的雕塑艺术”等，“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已接待了超过97万观众，本次展览则与我们之前做过的展览形成了互补和关联。”杜鹏飞说。（采访、撰文/孟宪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