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悲天悯人的浪漫情怀

《奴隶与狮》创作于1924年，当时徐悲鸿29岁，已在西欧留学五载，正值徐悲鸿油画创作成熟时期，《奴隶与狮》也是目前所见徐悲鸿最早的主题性油画创作。它标志著徐悲鸿艺术生涯的第一个创作高峰，亦是中国艺术史上的里程碑。

这张高1.23米、宽1.53米的大幅油画凝聚了当时这位年轻画家的全部心血，它体现了徐悲鸿在留学时期对油画语言（包括笔触、明暗、构图、透视、色彩、造型等）的综合性把握，反映了他早期对油画风格的选择和取舍，展现了他表现矛盾冲突的场面，刻画人物、动物内心世界的高超技艺。徐悲鸿的儿子徐庆平认为，此画的艺术价值不逊于《愚公移山》。

《奴隶与狮》在艺术上很有特色。两个仅有的主要形象——狮子和奴隶，被安排在一个幽暗的山洞中，一左一右对视着，使得画面极具张力和内在的紧张性。光从居于画面正中的洞口射进来，洞外的阳光、白云与洞内的黑暗形成强烈的对比，加剧了人与狮的紧张关系。狮子的前爪被刺伤流着鲜血，而用来遮盖奴隶下体的围布也为暗红色，似乎显示着他们都对生命有着渴望。两个形象都强调力量感，肌肉强健，笔触阔大。整个画面不拘于细部描写，整体性很强。

奴隶与狮的故事来自古罗马传说与《伊索寓言》，讲述了不堪虐待而逃跑的奴隶，被主人捉住后押送到罗马，准备喂给马戏团的狮子。就在他被扔进狮笼，眼看就要丧生的时候，却不期然地被狮子认了出来。原来在几年前的非洲，奴隶曾为它取出过爪子上扎的一根刺。狮子知恩图报，没有伤害他。这个前所未见的场面甚至感动了残暴的奴隶主，奴隶的死刑得以赦免，并获得了自由。

此后这一民间神话又在西方天主教徒中反复传颂，并逐渐定格为类似“因果报应”、“感恩报恩”的说教，只是在故事和主人公的命名上又有各异的说法——譬如“奴隶与狮子”、“义狮报恩”、“感恩的狮子”、“狮子拔刺”等不同的故事名称，以及安得罗克勒(Androclus)等相异的奴隶名字。

之所以选择这个题材，首先是因为描绘历史和宗教故事是当时学院派的传统。其次，徐悲鸿的这幅画，既显示了他向西方传统挑战而显露自我艺术的锋芒锐气，也是他潜心学习西画数年后学有所成的成果呈现。

02

狮子精神

1921年，中国国内政局动荡，基本断绝了留学公费的供给。为了缩减开支，又适逢1921年7月至1923年春德国马克大幅贬值，徐悲鸿故而迁居德国，在柏林渡过了节衣缩食的两年。他前往德国的收获，除了从莱茵河以北的绘画中吸取了营养之外，便是酣畅地过了画狮之瘾。

徐悲鸿生性喜画猛兽，其中以狮子为最，他说狮子虽是猛兽，但其性和易，和虎豹不同，所以称为兽王。而柏林动物园的狮栏呈半圆形，三面朝向观众，使人可以从各个角度尽情观赏狮子的动态，最有利于画家进行速写，这使他画兴大发。在柏林期间，只要是风和日丽，特别是上午游人少时，他必到动物园画狮。正是由于他这个时期画狮速写甚多，在画动物上下了苦功，因此方能在日后创作时，以各种动物的动态来表达想法。

作为徐悲鸿对国家崛起的信念，狮子贯穿了他整个创作生涯，此后还创作过数十幅以狮子为题材的中国画巨作。他画的狮子，并不表现狮的兽性，而是赋予人格化的构思，他渴望他的祖国像一只真正的雄师，终有一天，从《负伤之狮》(1938)到《会师东京》(1943)，向世界发出觉醒的吼声。

不过由于1924年画材十分有限，徐悲鸿在构思《奴隶与狮》时也曾经几易其稿。在徐悲鸿纪念馆所收藏的若干幅与油画《奴隶与狮子》有关的素描稿中可以看到，在创作初期徐悲鸿曾更倾向于将画面定格为奴隶与狮子初遇时的情景，因为在其中一幅关于奴隶的素描稿中，其面部被塑造为某种惊恐万状的表情，人物的肢体动作充满动势而呈逃避之状。

然而在最终的画面中，奴隶的形象虽仍保持了某种蜷缩的姿态，但是徐悲鸿有意消减了人物的动势，从而使整个画面深入至人与猛兽之间的微妙关系和复杂心理活动的刻意描绘。

这进一步增强了历史画的情感张力，从而避免了肤浅而空泛的说教，同时徐悲鸿又在此基础上将所谓的“因果报应”、“感恩报恩”，提升为一种悲天悯人，一种博爱情怀，一种超离伦理说教之上的人文关怀。进而审思人性与博爱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自救民族于危亡，强调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实现民族振兴的伟大复兴目标。而这正是徐悲鸿艺术的精神所在。

03

流传有序的美术史开山之作

《奴隶与狮》是徐悲鸿第一幅主题性油画作品。正是带着这些家国情怀的选择和追求，归国后徐悲鸿创作了《愚公移山》、《徯我后》、《田横五百士》等诸多来源于神话故事的主题油画。但是《奴隶与狮》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则一直贯穿在这些作品之中，与当时国内启蒙运动的精神遥相呼应。无论从徐悲鸿个人创作序列，还是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的角度看，《奴隶与狮》都是中国古典主义艺术的开山之作，为中国现代艺术开拓出一条改革创新之路，历史价值极高。

由于《奴隶与狮》的重要性，徐悲鸿在归国后，尽管多次辗转于东南、西南、以至国外时，都将它带在身边。直至1941年徐悲鸿“狮城藏画”的公案后，《奴隶与狮》未能被带回国，而是辗转被新加坡重要藏家收藏，直至2006年重新在佳士得香港拍卖会上出现，以5388万港元创下了当时中国油画拍卖的世界纪录，流传有序。而即使在徐悲鸿多件油画巨作已面世的今日，《奴隶与狮》也是私人藏家手中尺幅最大的徐悲鸿油画，绝无仅有。

徐悲鸿一生作品约3000幅，但油画却仅有100余幅。而在近20年间，能够释出市场，且来源清晰，保存状况良好的作品仅在20件左右。在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初期，徐悲鸿艺术一直是引领市场向前的最大动力，在2000年至2007年间，徐悲鸿油画就曾5次刷新中国油画的拍卖纪录，大幅抬升了中国油画的价格。

虽然由于油画稀缺、藏家惜售，以及中国当代艺术，及海外华人艺术的兴起，徐悲鸿油画逐渐淡出人们视野。但在国内对徐悲鸿研究的并未因此减弱，其在新中国艺术地位反而越来越明确，按照“好作品、好价格”的市场原则，徐悲鸿最重要的作品无疑仍保持着冲击中国油画拍卖纪录的能力。

而当下高端拍品的收藏主力，主要集中在企业、美术馆及少数大藏家间，他们的收藏依美术史系统而建立，对精品的追逐意愿强烈。而在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徐悲鸿在南洋”大展中，徐悲鸿《奴隶与狮》是处在最显著位置的明星作品。这样一件堪比博物馆收藏的重要拍品出现，无疑最对他们的胃口。

在中国油画百家争鸣，已进入全新市场发展阶段的今日，《奴隶与狮》这一中国油画史上重要作品的重新面市更有其重要意义。它对我们重新梳理中国油画的发展过程，研究二十世纪中国与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进程的互补与交融关系，探索中西艺术应如何对待传统、发挥所长，都会有着重要的启迪。

作者：刘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