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艺术品居然就能构成一个庞大的展览势态，引起观者涌动，无独有偶，而且有三。就我所知，除了凡·高《向日葵》还有就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克利斯托和他的妻子包捆的德国国会大厦。

　　据卢浮宫美术馆馆长研究，《蒙娜丽莎》成画于1503-1505年间。这件绘画经典本来是佛罗伦萨商人佐贡达委托达·芬奇为妻子画的肖像定件。作品完成后，达·芬奇深知其超凡的艺术价值，而故意称还有些局部需要修改，没有按约交给甲方，在长年的动荡生活他中都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后来，他把它买给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从此，法国人便把它视为法兰西共和国的镇国之宝。1793年，法国大革命结束，《蒙娜丽莎》开始公开展出。1800年它又落入了法国皇帝波拿巴·拿破伦之手，并被这个法兰西皇帝挂在自己的卧室里，伴其夜寐。

　　1804年，四处流浪的《蒙娜丽莎》终于有了自己的归属，住进了卢浮宫。

　　至今为止，在拍卖市场上，专家们为我们统计出了世上最贵的十幅画：

　　一、波洛克《1948年第五号》1.4亿美元；

　　二、克利姆特《阿黛尔·布洛赫鲍尔I》1.35亿美元；

　　三、毕加索《拿烟斗的男孩》1.04亿美元；

　　四、毕加索《多拉·马尔与猫》9520万美元；

　　五、凡·高《加奇医生肖像》8250万美元；

　　六、雷诺阿《红磨坊的舞会》7810万美元；

　　七、鲁本斯《殴打婴儿》7350万美元；

　　八、凡·高《没胡子的自画像》7150万美元；

　　九、塞尚《帘子、罐子、盘子》6050万美元；

　　十、毕加索《彼埃蕾特的婚礼》5167万美元；

　　不要以为以上这十幅画就真正是人类历史上能卖到最高价格的作品。其实可以这样来理解：这只是这些艺术家们仅仅能够在市场上被流通的作品而已。比如，毕加索的代表作《亚威侬的少女》和《格尔尼卡》就永远也不可能变为一种商品而被销售和转手，倘若某一天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违把它们送进拍卖行的话，其价格肯定不可能是用多少亿美元可以计算的。而且，这种拜金主义的商业行为会被视为对人类文化的亵渎，它将挑动那些文化保护者无法平息的恼怒。更不要轻易提及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无争议地被视为第一绘画作品的《蒙娜丽莎》的市场价格了，谁想为它估价的这种念头都会被怒视为丧心病狂。这种庸俗的商业意识必定要非常深刻地伤害这件美术史上的奇迹之作的广大崇拜者的感情。

　　但法国艺术家马歇尔·杜尚似乎是有意为之地企图用《蒙娜丽莎》来故意破坏全世界人民的审美情怀。他带着狡黠的心机，在商店里卖来一张《蒙娜丽莎》的印刷品，用一支铅笔在那张被艺术评论家形容成带着永恒微笑的脸上画上了山羊胡，标题为《L.H.O.O.Q》，同时又把它命名为《长胡须的蒙娜丽莎》。没有人能估计这件达达式的作品见诸于公众后会引起什么后果，对《蒙娜丽莎》的任何羞辱都可能遭到不测的攻击。奇怪的是，这件作品公诸于世后，世人表现的并非是愤怒，而是惊叹不已。其实人们早就发现被众人传诵的“蒙娜丽莎”既具有女性的特征也同时具有男人的气质。当与添加了胡须的“蒙娜丽莎”对视时，谁也不能否认这位西方的经典美女确实长得像一个男人，在这个不可辩驳的事实面前，所有人都心悦诚服了，人们不但没有动怒，反而被杜尚为我们揭示这个历史秘密的机智和勇敢所折服。杜尚的成功并非简单地来自于一个艺术家的天才灵感，而是在20世纪伊始，年德国哲学家尼采断然宣称“上帝死了”，西方人失去了神的呵护，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彻底破灭了西方人“博爱”的幻觉，他正是借助了这个时代“对一切价值都重新评估”的转折点的力度来搏动了审美的巨大压力，引起了非同寻常的震撼。杜尚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成功，再接再厉，又去商店卖来一张同样的《蒙娜丽莎》复制品，原封不动地直接把它展示出来，并称为“刮了胡须的蒙娜丽莎”。这件作品再次轰动了，人们果然把美女“蒙娜丽莎”看成了刮了胡须的男性“蒙娜丽莎”。一种反讽美学从《蒙娜丽莎》到“长了胡须的蒙娜丽莎”再到“刮了胡须的蒙娜丽莎”这条思辨线索中骤然间形成了，为当代艺术开辟了一条四通八达的道路。“长了胡须的蒙娜丽莎”和“刮了胡须的蒙娜丽莎”都成为了美术史上的奇妙构思。从此之后，由杜尚精神引申出来的有关《蒙娜丽莎》变体艺术就开始了它已经沦落为弱智的甚嚣尘上之旅。

　　但毕竟作为一件传世之作的《蒙娜丽莎》是不可比拟的。它的奇特经历必然会为我们证明这点。

　　就是这个无论用何种语言来描述伟大与重要都不为过的《蒙娜丽莎》，在迁居至卢浮宫后之后的一百年来，受到了法国官方的严密保护，仅有四次离开过这里。

　　第一次。

　　意大利油漆匠佩鲁贾曾供职于卢浮宫，1911年5月21日的法定休馆日，这位对卢浮宫了如指掌的野心家潜伏进去，把《蒙娜丽莎》从画框上拔下来，卷好后揣在怀里，带着它逃之夭夭。第二天开馆，一个空洞的外框依旧挂在原来的位置上，观众与工作人员都误以为《蒙娜丽莎》临时被移动了，24小时后才被人警觉到它已经被盗。卢浮宫立即宣布闭馆。

　　整个巴黎沸腾起来，《巴黎人报》在8月23日刊登了《蒙娜丽莎》巨大图片，大号标题是“佐贡达夫人逃离卢浮宫”，标题下是充满揶揄性的句子“……我们还有画框”。

　　一周后的8月30日，卢浮宫重新开馆，好事者们汹涌而至，抢先冲到那个空荡荡的画框前，物是人非的境遇，使人产生一种油然而生的悲悯，甚至有多情者低头啜泣，人们仿佛觉得法兰西逝去了一位深受爱戴的伟人。为了表达自己的哀思，从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到来的观众，每天都把卢浮宫塞得人满为患。小商小贩们趁机兜售《蒙娜丽莎》的明信片和复制品，借此大发其财。惟恐天下不乱的媒体，密集性地报道了三周，使《蒙娜丽莎》成了法国人最熟悉的面孔。

　　《蒙娜丽莎》来到佩鲁贾的家里，和这位油漆匠同居了整整两年半。其实，经济窘况的佩鲁贾没有可能用博物馆的条件来款待人类的这件艺术珍品，而是把它幽闭在壁炉中。也许所幸的是，地中海的暖风把那两年冬天的巴黎吹拂得使壁炉仅仅成为了一个摆设，使头脑混乱的意大利油漆匠并没有糊里糊涂地把这个壁炉用来取暖。

　　一年之后，佩鲁贾去伦敦找到了艺术品经销商约瑟夫·杜维恩，企图向他出手《蒙娜丽莎》。佩鲁贾并没带去原作，空口无凭，杜维恩面对这个失魂落魄的意大利人，坚信他不是疯子就是骗子，果断地把他撵走了。因此，这个英国人失去了一次不可复得的机会在这个历史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

　　1913年11月29日，意大利古董商阿尔弗雷德·杰里拆开了一封署名为“莱昂纳多”的普通信件，信的署名者称自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说他自己无法忍受意大利国宝被人掠夺耻辱，因此，决心让《蒙娜丽莎》回归祖国，但5万里拉是作为这件作品的交换条件。在卢浮宫美术馆馆长科拉多·里奇和乌菲齐美术馆馆长乔瓦尼·波吉的竭力劝说下，杰半信半疑中古董商答应先看看作品。于是12月12日“莱昂纳多”提着一个箱子，乘火车从巴黎到了达佛罗伦萨，下榻在的黎波里-意大利酒店。在酒店里，杰里和波吉如约而至，爱国者“莱昂纳多”露出了原形，他就是油漆匠佩鲁贾。

　　佩鲁贾打开那个箱子，取出了一张卷着的蛋彩画。当杰里和波吉看到展开的这件被藏匿了两年多、卷得有点皱巴巴的女人肖像作品时，真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这张画与那张因失窃而惊动了世界的《蒙娜丽莎》别无二致，两位专家很粗暴而快速地翻过画来，这种动作在正常情况下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现在，经过严格训练的专家顾及不了这么多了，他们在作品背面找到了卢浮宫编号。这几乎已经证实了《蒙娜丽莎》就在他们手中。为了慎重起见，他们说服佩鲁贾随同他们一起把画带到乌菲齐作进一步鉴定。在乌菲齐美术馆，杰里和波吉对照了原件的照片，在高倍放大镜下，画上的颜料裂纹和《蒙娜丽莎》原作上的龟裂位置和形状完全吻合。这种方法被专家们称为年代久远的画作的“指纹鉴定”。这种万无一失的古画鉴定方法最终宣告了这件作品就是《蒙娜丽莎》的原作！

　　他们兴奋异常，深知手中托着的这件真品，足可以使他们名垂千史了。他们告知佩鲁贾回酒店等候五万里拉的赏金，然后报了警。

　　佩鲁贾被捕，《蒙娜丽莎》失而复得。在《蒙娜丽莎》的祖国人民的盛情挽留下，这幅传奇作品在意大利的几个重要城市巡回展出后容光焕发地回到了巴黎。

　　这个事件使《蒙娜丽莎》和佩鲁贾都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佩鲁贾被提出公诉，法庭上他至始至终都以爱国者自居，欣然接受了监禁一年的处罚。从此，《蒙娜丽莎》的履历表上永生永世地填上了本来被淹没在芸芸众生中的意大利油漆匠的名字。

　　第二次。

　　1940年，德军攻破马其诺防线，法国政府在惊恐万状中做出了一个冷静而英明的决定：为了免遭纳粹蹂躏，把重要的艺术品疏散到民间。因此，《蒙娜丽莎》再次走出卢浮宫，并在战争中完好地保存下来。

　　第三次。

　　1963年，《蒙娜丽莎》去美国，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

　　第四次。

　　1974年，戴高乐的继承者乔治·蓬皮杜总统亲自签署，同意将《蒙》送往日本然后去莫斯科。这是《蒙娜丽莎》迄今为止最后一次离开卢浮宫。

　　据统计学认定，乘坐飞机这种在不到100年前人类才发明的双脚离地的高空前进方式，一旦发生意外，任何生命形式都很难存活。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著名政客、超级富豪、艺坛巨星的旅游访问也免不了遭受这种快速运送。毫无疑问，《蒙娜丽莎》比这些人等的生命要珍贵得无计其数倍。因为，这个不可计量的珍贵是法国政府用如此规定来证明的：《蒙娜丽莎》不能空运，只能由海洋和陆地出行。为此，专家们特制了一个防水防火防爆防盗的集装箱，以防万一发生海难或任何不可预测的险情时可以使它安然无恙地幸存下来。还为了在展出期间预防精神异常者和文化恐怖分子的破坏，日本人为《蒙拉丽莎》做了一个三层重叠的防弹玻璃画框。

　　当《蒙娜丽莎》走出卢浮宫，目标指向日本那一刻，它的出行全程都受到了日本国民的倾情关注，媒体更是火上添油，把《蒙娜丽莎》正式与观众见面前经历的每一个细节--下墙、检查、装箱、出宫、运送，上船、气温，风浪、颠簸、卸载、登陆、入关，检疫、护送、到馆、开箱、污染、湿度、通风、上墙、光线、角度、保安等等--都渲染得惊心动魄。

　　同年4月17日，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蒙娜丽莎》的独件作品展开幕，展览共历时55天。有关当局在观众必读指南中规定，每人只允许观看10秒钟。4月28日的《日本时报》统计，展览第一周平均每天就有18881人。每天开馆10小时，精算下来，每人只有1·9秒的参观时间。长达数小时的等待，其结果就是在防弹玻璃反光干扰下的短暂一瞥！尽管观望的时间已临界不尽情理的仓促，组织者却宣称，这已足以使每个人的心灵得到升华！

　　为了加快速度，展委会决定，禁止残疾人和行动不便者参观。这意味着，展委会拒绝处于社会边缘的这部分弱势人群的心灵进行升华？其实，展委会并没有如此深刻的意图，他们只是单纯地认为，轮椅、拐杖、驼背、多肉都会影响队列的进行速度。但在入口处来界定残疾的程度是一个多么大的难题呀！有些身体障碍者不用拐杖但行动仍然缓慢，有些人行动快，又不能直立，占用了队列的大量空间，等等。必定，许多身体不便者也想一睹佛罗伦萨美人的芳容，在入口处，没有人能准确鉴定达到那种残疾程度心灵就不允许升华。于是，有四肢不全的好事者持着医生出具的健康证明来公然挑衅这个荒诞的决定；一位妇女把油漆悄悄带进展厅，愤怒地喷撒在防护玻璃上，以示抗议。

　　这个荒诞的决定还遭到了大量人权组织的激烈砰击，来自各方面谴责的声音不断高涨，迫使展委会作出自认为人性化的让步：专为残疾人开放一天。

　　那天，东京国立美术馆前真是热闹非凡，轮椅瘸子驼背胖子老年痴呆和一切行动不方便的人类汇聚一堂。倘若，我们可以像鸟一样地腾空，从空中向下俯瞰，我们便可以看到一个使人哑然失笑又令人酸楚的稀异景观：一群无法正常站立或行走的人们，艰苦到七弯八拐地向着一件艺术品移动。这个场面绝对不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让步而是一种非人道的歧视，是对“平等、博爱，自由”启蒙运动的美丽口号--这个从猿到人的人类进步最高境界座右铭--一个绝好的讥讽，是刷新了对地球文明粗暴践踏的纪录。

　　很遗憾，1974年的中国的国门还紧锁着，我没有机会来日本东京观察《蒙娜丽莎》的展出现场的这个壮观的人文景色。

　　2002年夏天，在第十二届文献展的开幕式上。我开始了我的“国际新长征--穿越欧洲”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我希望能借助中国工农红军这一鲜明的历史符号，怀着古老的理想主义激情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一次新的长征，以此主动敲响他国文化之门，传达这样的理念：20世纪是人类科技高度发展的世纪，也是各种文化思潮最活跃的世纪，革命的世纪。20世纪是在科学与民主的旗号下度过的，正是在这面旗子下，人类经历了有史以来唯一的两次世界大战，也正是科技的高速发展，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超速破坏。20世纪的痛楚经验使人们认识到，各国之间的经济差异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会导致世界各种各样的武力纷争，因此全球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便成为人类当下迫在眉睫的思考命题。全球经济一体化无疑会促成世界经济在同一规则下进行市场的自由竞争，但它可能出现巨大的资本垄断和贫富越来越大的差异，在这个差异中必定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全球文化的一体化会加强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但却可能由此逐渐丧失各国和民族文化的独特特点，特别在艺术领域它不但完全失去了艺术本身的特征，而且远离大众。

　　我身着红军军装，来到了法国革命的发源地--巴黎，走进了卢浮宫，对《蒙娜丽莎》的膜拜比一个世纪以前更加激情汹涌，观众一如朝圣者那样虔诚地簇拥着它，离它是那么的近。就在它的前面，我展开了一面旗帜，旗子上用汉语和英语写着：“艺术为人民”。随行摄影师按下了快门，我和我的战友的身影在《蒙娜丽莎》的陪衬下被固定成了永远的影像记忆，弥补了我对《蒙娜丽莎》东京展的现场缺席。

作者：张奇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