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以突破传统程式为主要方向，造型手段也随着时代意识相应地发生了转变。西方写实绘画理念、方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介入，使画家面对创作时倾向于以现实形象和事件的典型性为主体表现对象细枝末节的特征。这其间意识形态的立场主导了艺术形态的发展。学院的教学体系和中国画本体的精神，在这样的背景下，难免存在互相消减的隔膜。于是，争论的焦点也在中国画主体精神和写实绘画审美价值体系之间左右摇摆。

　　一直以来，对张有先生的中国画创作，我都持一种心存敬意的关注态度。他是一位在学院教学体系里成长起来的画家，不过在他的创作中我很难觉察到上述矛盾的迹象。上个世纪60年代鲁迅美术学院的院体教育，培养了他多层面的创造能力和坚实的写实能力，使得他在学生时代就能驾重如轻地进行创作。他的中国画创作不是简单地将不同的艺术理念和手法在作品中叠加，因而他就能将两者自然地融入其所表达的对象和情境里。这就是一个成熟的艺术家所具有的厚重功力。当然，说到功力、才情、技巧、修养和驾驭绘画场面的综合能力，他丝毫不逊于名显于世的当代诸多大家。

　　张有先生修为学养的积淀更多的得益于他在专业美术出版社任职的经历，在信息和资料相对匮乏的年代，他有得天独厚的机会，饱览中西古今的大量作品。因之，他摆脱了现实的应景之作，多了一些深邃缜密的思考。他的艺术才情和能力虽然早在学生时代就较早地显露出来，但是，他属于大器晚成、大音希声的画家。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很平实地画起了如同田园诗一般质朴生动、意趣盎然的中国工笔花鸟画。他在心态上守拙淡定，不浮不躁，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最朴实的美感，在创作表象上没有一点刻意的粉饰；勾勒填色和没骨技法的有机融合，体现了他对中国画本体语言的把握能力和深彻体悟。他没有把中西绘画作为相互割裂的对立面去认识，而是扬长避短，引西入中，充分张扬中国画的表现能势，毫不犹豫地朝着民族绘画艺术固有审美价值体系的方向前行。他的这批作品，画面弥漫着浓郁的乡土情韵，观后如饮春风一般畅快豁然。像作品《秋酣》、《酷夏》、《晨露》、《秋天的乐章》、《小暑》、《疏篱》、《园边》、《夏之歌》、《秋实》等，都散发着激越的乡土气息：果实累累的向日葵、攀高绕枝的牵牛花，成熟泛着金色的玉米、南瓜；篱笆下酣睡的看家狗，绿荫花丛下惬意休憩的母鸡和鸡雏，还有舐犊情深的毛驴，等等。这些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真切的场景，在他那诗一样韵致动人的画面中表现出来，生活的真实在艺术家的笔下就得到了提炼和升华，朴实的生活蕴藉着恬静舒畅的美感，远离城市的喧嚣，在与土地和自然的亲和中平添了内心的平静和安宁。他内心的深情厚意通过凝练的笔墨、幽美的情致生动地流露出来。自然和生活所给予他的创作灵感，他又通过艺术的创造回馈给了自然和生活。他的创作在表现上有着明显的创新意识，打破了传统花鸟画的折枝程式，进而有了时代的生机和情韵。他的艺术创造为传统工笔花鸟画注人了新的语汇，在绘画诗意的表达和诗境的营造上他更倾向于田园诗似的吟咏，诗画同境给人以别样的视觉享受和愉悦。

　　这一时期，他也有一些中国人物画作品问世，作品中充溢着的清新的泥土气息和着斯民淳朴率真的情感，有如一曲曲别致怡情的短歌，余音不绝，浓烈的情感和对艺术的执著从丰富多情的画面中折射出来，凸显了画为心言、诗入画韵的幽雅情致。像《秋熟》、《沃土》、《夏》等，都给人以如此这般的美质。

　　唐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两个不同的艺术领域，以互动移情的艺术手法达到了超越造化的艺术高度，这是“文人画”精神的导源，从张有的绘画中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他对“文人画”审美内蕴的深刻感悟，作品在表象上如诗一般入景、入情、入雅、入韵。因而，作品主体精神的表现，既有文人雅士、迁客骚人把酒御风的兴致、豪情和飘逸，又能抛开隐者独寂萧索清极避世的心态，从而彰显了昌盛时代艺术家所追求的风格精神。就审美的崇高和优美两个方面而言，他在表现时代内涵和个人情致方面追求的是清新隽永的内美，其笔致含蓄、情感蕴藉、诗入画境，无声胜有声；其布局巧思、技法娴熟、笔墨凝练，诗韵见心性。

　　张有先生的中国画人物画创作在东北画坛风格迥出，亦工亦写俱入佳境。其主题性创作更是体现了工写兼能的特点，因而通幅作品墨韵纵横，气韵贯通，极中国画表达之能势；在人物塑造方面形神兼备，意完神凝，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这些艺术上的特点都在他的大型创作《月初升》中体现了出来。同时，他在这件作品中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艺术精神有机地融合，更完美地构建了画面，表达了主题思想，将平凡的生活用诗一样的情调和律动再现出来，其艺术手法和深邃的艺术内涵令人折服。

　　张有先生近期偏重于写意人物画的探索和创作，他对艺术孜孜以求的执著精神和全面深厚的艺术修养，使其在写意人物画方面也画出了新意。他的这批作品多以小写意的手法，注重墨色的变化和色彩的雅致，线条的书写流畅舒缓，以线造形，以形写神，以神达情，以情见性，充分张扬了新时代的“文人”精神。这时期的创作，他已经脱开了写实人物画拘紧的造型，而变之以生动的笔触、夸张的手法去刻画人物，注重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反映，笔到神合，传神写照；画面追求阴阳、黑白、虚实等诸多关系的和谐统一，气韵弥足，意象高远，表达了内心诗性的气质特征，增强了作品的视觉张力和艺术魅力。

　　这一时期他的作品数量颇多、题材也很丰富。创作中，他多以圣贤墨客为表现对象，将人物定格在诗一样的高格境界中，环境和人物内心世界相互融通、相得益彰。诗人、诗意、诗韵、诗性，就是他作品内涵最恰切的言表。同时，他和画中的人物在潜移默化中也有了心灵的交约，诗中有我，画中有我，笔中有我，达到了融物象以化心性的精神境界。这些正是张有先生作品情高格逸的表征。无论是贤者调琴操觚、美人吹箫抚筝，或对弈酣饮、游历吟怀、把菊东篱、荷塘消夏，亦或寒江独钓、放浪形骸、牧童短笛、童叟相戏，诸凡大千世界万般景状，俱活灵于其妙笔之下，情长意切。像《清音图》、《对弈图》、《将进酒》、《赏秋图》、《酒逢知己》、《杜甫诗意》、《就菊图》等，皆达到了“景不盈尺，诗千家；画非神功，笔通灵”的高逸品格。简而达、雅而韵、诗而性、放而敛，他在中国写意人物画创作中传达了诸多的美质，给人以大美无言、画无声处皆诗情的审美意韵。

　　可想，张有先生诗韵见心性的中国画创作，在当今纷繁热闹的画坛该是一方静谧的菩提园。

2008年5月10日完稿于红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