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国昌的艺术，植根于他的木刻功夫，植根于贵州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植根于川、黔两地人民的幽默感。简洁、强烈、生动，构成了他与众不同的绘画风格。

　　蒲国昌能在任何环境里始终对艺术索求不已。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喜爱和创作稚拙天真、土风浓郁、颇富趣味的作品。从中央美院版画系毕业后，在贵州戏剧学校搞舞台美术。虽然有点改行了，但那些戏剧图案和各种脸谱毕竟使他从中找到了自得其乐的东西。长期以来，他时常被派到乡下去搞“中心工作”。这种工作与美术不沾边，可老天不负有心人，很多艺术创作的灵感和原始材料，就是在那些僻远的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那里获得的。鲁迅先生曾说：作者勉强写出的东西，读者也是勉强看下去。若反其意而用之，作者认真写出的东西，读者读起来当然也会兴趣盎然。写作如此，画画何尝不是如此？蒲国昌的作品，是动之以情后产生的，因此看的人也往往被画中细腻的情趣描写所感动。1979年他的一些作品与观众见面，颇得好评。可对蒲国昌来说，则只能是苦乐参半。因这些作品早在1962年就画好了的。就像生了一个小孩只能偷偷摸摸地抚养，直到长成了十七岁一表人才的大人，才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下听见喊了一声“爹”，喊了一声“妈”，这时的感情，怎么能单用一个“乐”或一个“苦”概括得了？

　　作品往往可以衡量画家对生活的态度。从蒲国昌的画中，可以看到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独特理解。那些普通的东西，不管人或物，在蒲国昌看来，都是一个生命。犹如一个童话的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有感情和感应。在他的少数民族系列后面，既没有折枝花卉的雅趣，也没有飞龙舞蛇式的野劲。他更喜欢那些平凡的山寨、向日葵、玉米地、织布机等。把这些东西画在画上虽然有野人献曝之嫌，但与他的人物配起来，它们都成了有情之物，似乎它们与作品中的人物的心灵在相互呼应。真实感和浓郁的泥土味，正是蒲国昌的作品感人至深的原因之一。

　　强烈的色彩，总给人感官以强烈的刺激，蒲国昌的作品在这一点上，很好地借用了民间艺术的这种创作原则。他的画，虽然往往只用简单的三四种原色，但通过仔细地组合、搭配和互相烘托，使得画面既丰富又强烈。尤其是品红、品绿的运用，使得画面更为热闹。那些不和谐的红色、绿色、黄色，就像一个个生命和一团团的火直往画外窜。那么，可不可以说，蒲国昌的话可用“火”一言以蔽之？恰好相反，他的画往往还给人以一种文雅之感。原因何在呢？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我是用形体的“拙”去压色彩的“火”。可见作者用的是一种藏拙于火的办法，或者说，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办法：先以色彩使画面火起来，强烈起来，然后用形体的稚拙天真去削弱火气，去挽救格调，所谓“既雕既琢，复归于朴”是也。如何将巧拙、雅俗结合起来，蒲国昌是走出了他的路子来了。

　　一幅画，诚然表明了画家技法所达到的水平及画家对某件事物的看法和感受，然而更本质的，是表明了画家的情趣、气质和修养。在向“知天命”之年靠近的蒲国昌，他的这批作品绝非一时冲动之作。因此，又有一批好作品在不久的将来推出，想来应是情理中事。

摘自《中国画》1985年第3期，总第36期

作者：顾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