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两个年轻艺术家赖圣予和杨晓刚的合称，这个名字经常给人们带来疑惑，无论是口头上说，还是书面上写，都引起所指对象的消失。“他们”?他们是谁?作为一般人称的“他们”被专称为一个艺术家组合后，就造成这一人称被僭用：每当人们说起艺术家的“他们”，就误以为是所有人的他们;而一般地说第三人称的他们时，又都有艺术家的“他们”的影子在里面。从此，作为第三人称的他们就被强制地赋予了作为艺术家组合的“他们”的名称。这是一个由艺术家的名字开始的艺术故事，他们的名字显现出了如此迷惑的戏剧性(theatricality)，因而也引出了他们的艺术的戏剧性的问题。

　　显然，这不是巧合，也不是随意的命名。这一名称被冒用后，事实上造成我们语言交流的矛盾，这恰恰是艺术家的艺术行为之一：由名字开始指向他们所思考的问题——现实的矛盾性(ambivalence)与艺术表现的歧义性(ambiguity)。这是当代的现实问题与艺术问题相交错所必然形成的结果，现实已被置于解构与重建、破坏与再造的两难境地中，举目所及，此物已被彼物所置换、所改变，我们完全陷入时空颠倒的感觉与真实中。这就是今天的戏剧性，一种无以名之的后社会状态。它的内涵与形式完全超出了原有语言系统的框架，虽然我们生活在具体的物理空间中，但它包含了时代的错位和空间关系的错位：古老与时髦同在，传统与现代俱存，中国与世界交错，文化与物质相混，清晰与模糊一体，疯狂与安逸相伴……一统的视觉图景不再是真实，而真实的现实即意味着戏剧性/剧场性(theatricality)，曾经的任何明确意义都处在被化解之中，从政治、文化、观念到语言，无不是一种戏剧性的结果。[1]这样的景象正是我们今天的生活经验，也是我们经历着艺术变奏的心理体验。所以，戏剧性(剧场性)成为当下世界的学术强音，也是现实政治的写照。

　　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作品体现出一种视觉文本的意义，也述说着当代中国变革进程中的文化意识。他们近几年持续创作的视觉图像具有强烈特征，初步形成了一条连贯的线索。分析这些线索既可以显明新一代艺术家对今天中国的现实认识，也可以透露出新一代艺术家的艺术理念。他们的创作始终不离开一种现场景观的设置，这些经过他们有意选择、安排的场景在相当的层面上质疑了现实真实性的缺失，虚拟的房间是一种内部结构，而窗户是引向外部世界的通道，两个内外空间相互映射着彼此的关系，在对立与对视中，突出了现实的矛盾和现实的冲突以及到处弥漫着的戏剧性因素。这些看似人工营造的戏剧性景观多方面地指向了城市化运动、乡村记忆、成长困惑、文化塑造、艺术教育、个人私密、政治暴力、消费欲望等等，而这些虚拟的视觉打破了我们惯常的思维，也因此在复制这种景观关系时，即意在思辨个人存在与集体意志的对抗，用视觉的戏剧化来揭示社会与政治场域所被操控的方式。

　　他们以室内物品的变化和窗外世界的对应，来回应今天的视觉文化研究。他们不是用文字来显现，而是以视觉图像来实证目前国际上兴起的这股研究趋势，即“戏剧性作为文化研究的模式”是如何可能的。从文本上，国内也开始了此类研究，其内涵、所指都非常模糊、不确定，但是又具有能够显示各种文化现象与交流的潜力。它强调了文化与情景的特殊性，也吸引着多领域的学者去探讨历史与地缘之间各种主题的交互作用。而他们则以直觉想象将戏剧性视觉化，展示了更加戏剧化的图像文本，与戏剧性的理论维度巧妙地联系起来。观看他们的作品，可以感知我们的现实戏剧场域的符码化习惯，也证实了观众在场的自我意识。如这些图景中总有一个坐着的人背向观者，他与现场的疏离阻隔着戏剧表演的交流，他无视他周边的存在和发生的故事，观者无法想象他的表情和视线，却加重了他在现场中的荒谬感，也更加注解了现实是被控制的现实的戏剧性。

　　同时，他们的作品也突出了现实被再现的戏剧性，以往我们总是认为绘画图像具有完整再现现实的能力，但事实上有过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为了创作，无不刻意构思、精心构图，这一切早已非现实所是，所以，艺术本身就在颠覆着再现理论，当他们用作品来强化戏剧性及现场性时，再现论不得不被重新思考，它从艺术延展到其他社会多个层面中，并最终与戏剧性发生着必然的联系和同构关系，也因此将自主性的艺术的价值显现出来。

　　他们的艺术追求是更加主观地将戏剧性引入绘画，从而证明戏剧性的多重变奏，以此来拓展绘画的功能意义，而让视觉说话正是今天绘画创作的一个重要维度和现象。在此，他们的表现十分突出，昭示着又一代艺术家成长了，以完全不一样的绘画理念进入到视觉文化的研究广域中，在图像颠覆中建构着新的图像文化。

2009-6-13 于中央美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