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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10 11:52
导语:2015年1月10日下午,由华·美术馆主办的D-Talk系列设计论坛第8回第2场讲座“新一代何去何从”在华·艺术沙龙展开。以下是对本次讲座的纪要。
对谈主题:新一代何去何从
对谈嘉宾:毛灼然(香港)×聂永真(台湾)×李永铨(香港)
毛灼然
毛灼然对话李永铨
人在传媒心在设计
李永铨:Javin(毛灼然)不仅是我的好朋友,也曾经是我的同事。当时你选的是什么科目?
毛灼然:我当时也不是念平面设计的。我在浸会大学的传播学院读传播。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科目,叫数码图像传播(Digital Graphic Communication)。听起来真的就像永真说的很摩登,但是现在已经停课了。传播学院在浸会大学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学院,我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因为我当时不太清楚什么是平面设计,但是我因为从小就很喜欢听电台,香港的电台比如说商业电台的DJ节目,我觉得很棒。
我是听录音带长大的。我在中学的时候,听了大概有500多卷录音带,包括各种电台节目的访问。听广播和听电台节目会对我有一些启发,因为很多节目的内容其实挺有趣的。当时的我并不知道什么是设计,听不同的制作人或者音乐人以及背后的故事,你就发现这些跟设计很有关系。
我的中学时代是90年代,那应该是香港发展非常好的年代。那个时候,我喜欢到处看非常酷的东西。比如说,在中环当时有一家非常日式的百货品牌在香港开店,改变了当时香港非常商业的包装环境,于是我对于这些漂亮的东西开始有一个印象。
我非常喜欢听电台。但是我父母不喜欢,而且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设计。但是我知道只要是大学毕业,他们就会同意我去读传播,直到现在我父母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专业。当时的我想,应该在大学吸收不同的东西,所以我就选了这门课。
在大学期间,我开始学习什么是新媒体、什么是动态。其实前两年都我都没有接触设计,而是学习新闻、广播、电影、传播等传统媒体的理论。到了第二年下半学期,我很疑惑为什么完全没有涉及字体和颜色的课程,而我不懂装帧、也不懂什么是海报。到了最后一年,我觉得这与我设想偏离太多了。当我开始面临有数码图像的动态画面时,我发现原来我自己很喜欢平面,然而我并不知道这个是平面。
最后一年,我就从头开始接触设计。每个星期我都会到香港理工大学去看他们的海报,例如学生会的海报。因为所有好的海报全都张贴在理工大学。那时候看到很多Tommy(李永铨)的海报,比如音乐大奖、IPP等。在浸会大学,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比赛。但是我有参加理工大学的比赛。
当时我非常开心,因为我从一个来自没有设计背景的学校的学生成为设计大赛参赛者。我开始自己学习,并且留意当时香港其它学校的一些与设计相关活动。无论比赛内容或是比赛规模我都会参加,比如说Citi Bank(花旗银行)的电话卡设计,我甚至参加过一些稀奇古怪的设计比赛。
大二的时候,因为喜欢电台,所以我就在商业电台的设计部做平面设计师实习生。在商业电台工作时我接触到很多事情,我知道那是流行文化,也知道电台和设计有关系。但那时我并不懂设计,我也没有真正学习过平面、海报、字体、颜色这些概念,我知道的都只是理论。实习期间,我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但是在商业电台的实习经验对我来说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我的视野被开拓了,我可以看到来自不同领域的人。
从零开始的苦与泪
毛灼然:毕业以后,我就知道我不应该走那个方向、不应该在电台。因为电台最重要的是传播、文案,而不是平面设计。后来我写信给Tommy,我的第二份工作就是这样开始的。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李永铨:记得。
如果你去应聘,有一件事很重要:首先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公司设计的所有事情,例如他做什么东西、他最棒的作品是什么以及你一定要有个人的喜爱,你个人最喜欢这个公司里面的哪件作品。
曾经有一个应聘者对我说:“Tommy,我非常崇拜你,我愿意付出一切在你的公司里贡献。”当时我觉得这个学生还挺有意思的,我问他:你最喜欢哪件作品?当时他以为我一定会聘请他,也已经叫我师傅了,但是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就离开了。
Javin是一个很害羞的人,他不习惯这个场地、不习惯这个人,他的眼睛也不敢看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低着头。我问了他同样的问题,他告诉我了他喜欢哪个海报。但是他在设计方面的成果,能展现给我看的并不多,但正是因为他是当时其中一个能够告诉我他喜欢我的什么作品的申请者,所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尽管他当时的作品并没有给我太大的震撼力,但是他真的能够理解我公司的作品,所以我就把他招进公司了。和现在不同,当时我们公司的所有设计师都必须从大学毕业开始,所以大部分人都没有工作经验,他们都在我的公司工作了有4到5年。
毛灼然:在Tommy公司工作的这五年,我看见了公司的变化。正在展出的“20年展”可以看到很多那个年代的海报,这些海报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
有一次,我留意到Tommy正在做《VQ》杂志的海报,那时我发现我的水平根本跟不上。当时Tommy说我并没有相关背景,也没有好的作品。确实,我当时的作品都是一些很奇怪的印刷品。虽然我们都没有工业经验,但是我的许多同事都有海外学习背景。当时我心里觉得怎么所有同事都这么厉害。
我记得Tommy给我的第一个项目是做佛书。上班第一天,Tommy就问我有没有宗教信仰?我说没有。Tommy告诉我,我要做一个佛书。他给我三张图片,要求我把这三张图片编成一个封面,并且要求需要有非常东方、大气的感觉。当时年仅22岁的我我并不理解“大气”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而且我完全不懂怎么制作一本书。Tommy给了我一个星期的时间做这个项目,那一周我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但却又毫无头绪。我读大学的时候并没有学过海报和封面的概念,于是我每天都在看Tommy以前设计的海报,以及一些其他前辈制作过的经书去理解什么是能体现东方和大气的作品。
所有同事都有问过我为什么工作到这么晚,对他们来说,制作封面是一件简单的工作。他们每天都会设计标志,甚至包括很多复杂的样式。他们的能力让我觉得很自卑,让我觉得自己连一个封面都没办法很好地完成。当时我交了50到70个不同的封面提案,但都被否决了。所有人刚进入公司的时候都有经历过这么一个阶段,每一个人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
李永铨:记得有一次聚餐,我问员工们在这里工作有没有什么共同体会。大家都提到了两件事:一是失眠,最少三个月;另一个就是哭。
我对员工的成长的做法是:作品达不到我要求的水平,我就会不停地鞭策设计师。要明白,进入公司工作并不是走近另一所大学,我们并不像大学教师那样手把手地教每一个人。我只会说,这个设计不行。在设计变更中,设计师才是最重要的一环。因此,出现问题并不是我帮你解决,而是你自己想办法去解决。
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有一次Javin完成了一个《VQ》的海报,他认为已经很好了,于是拿给我看。但我跟他说这个设计根本就不对,全部都要重新开始。当时我看到他都眼泛泪光了。
毛灼然:因为但是这张海报我已经做了三个月了,而且我还要兼顾其他商业设计。
李永铨:曾经有一个女设计师就向我抱怨过。当时她还是学生,但是非常有才能。当时有一个项目,如果交给另外一个也很有才能的设计师,应该一天就可以完成了。但我把这个项目交给了这位女设计师,足足改了30多次都没有完成,仅是排字就用了一个月。后来她实在是无法忍受我让她改了整整一个月的字体。她说了一些不雅的话,认为我折磨了她一个月,让她觉得人生乏味,不想再在这里发展了。
对她来说,这一个月里她改了30次设计仍未完善;对我来说,这一个月我都在她身上投资。她仅仅是设计一行字,我不仅付薪水给她,还要给她修改意见。倘若我只看重设计水平和金钱的话,这个项目就会交给另外一位设计师。若非经过这一个月的修改,她的设计根本不会有提高。因为我认为这个学生有成长空间,所以我一直在她身上投资,这在别的企业是几乎不可能的。她可以拒绝这个项目,那我就交给别人,半天就可以完成了。但是我在她身上看到了成长,所以我就继续投资。当时我跟她说完这番话后,我问她:你接受我的投资吗?然后她就哭着出去了。等到海报完成了,拿去和最初的设计作比较,两者亦非同一水平的作品了。在我的公司里,如果设计师无法理解我的用意,那么他们的工作会很痛苦,会觉得我是在刻意针对他们。
欧洲交流开阔视野的一年
李永铨:五年后,你终于去了FABRICA,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吗?
毛灼然:因为“非典”的缘故,2002年至2003年是香港最困难的时候。当时已经在Tommy公司工作了五年的我处于一个在思考自己的发展的状态,就好像今天的香港一样面对着很大的挑战。
我在当时参加了理工大学的一个关于贝纳通的服装品牌传播研究中心的讲座。现在贝纳通(Benetton)已经不为大众所知了,它曾经是一个比优衣库还要全球化的品牌。学习广告设计的人若研究80年代的广告,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意大利服装品牌的广告。在意大利有一个研究中心叫FABRICA,在拉丁语里就是“工作坊”的意思。这个研究中心在2003年的时候邀请80至100位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25岁或以下的年轻人从事视觉传播、音乐、媒体、写字、摄影和工业设计等行业。
当时有一位理工大学的老师跟我说,那段时间可谓是香港最糟糕的年代,建议我应该离港工作,这样我能够学习到更多的东西。我那时觉得这位老师说得在理,毕竟我已经工作了五年了,是时候停下来去学习新知识了。而且这次机会也十分难得,所以我就决定在26岁生日当天,向FABRICA投递了我的设计作品。当时的我并不是一个有优势的申请者,作品也不是特别突出。我制作了一本书,内容是我对《VQ》的看法以及从概念到视觉重新演绎的一本书。后来FABRICA提供我一个试用期为两周的工作机会,让我觉得非常地开心。如果这两周内我能很好地完成被分配的五个项目,那么就能够在FABRICA学习一年,而这一年内FABRICA都会提供薪资和免费住宿。
但因“非典”之故,知道2004年2月我才能离开香港动身前往意大利。当时的香港可说是处在大时代的一个动荡期,所以大家都需要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而我觉得这段时间其实可以去学习新的知识,所以我就动身离开了香港。从2004年2月离开到2005年回港,这整整一年我过得非常充实。这一年里我能够不断地看到全球最厉害的年轻人,他们都非常谦卑和谦虚。
李永铨:因为我不是太谦虚的人,所以不懂这个字。
毛灼然:我认识一个23岁演奏大提琴的男孩,他演奏的音乐真的非常棒。而在那里,如果你的音乐非常棒,即使不是流行音乐,而是概念性音乐或是其他类型的音乐,也会有人付钱给你出唱片。如果你的摄影作品非常好,那么就会有人投资印刷摄影集。当时我接触到一本叫《Colors Magazine》的杂志。这本杂志非常重要,因为它对我做《360°》有很大的启发和影响。在意大利那段时间,我觉得视野真的开阔了很多。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年轻一辈做着一些非常特别的事情。我不仅仅接触到了做平面设计的人,还有专注写作和音乐的年轻人。我甚至认识一些拍戏的学生,有一个22岁的年轻人的纪录片还在威尼斯电影节拿过奖。
李永铨:我觉得当时的FABRICA可以说是意大利甚至是整个欧洲最重要的创意中心。和一般创意中心不同,FABRICA不是纯文化的,它也有商业元素在其中。
决心进入文化艺术设计
李永铨:所以你离开了一年,回来后就开始经营你的工作室Milkxhake。
毛灼然:其实回到香港后感觉冲击非常大,不仅是因为在欧洲待了一年的缘故,还有就是回来发现整个大环境都不一样了。在欧洲的那一年我去了很多城市,像伦敦、柏林、荷兰等等。2004年到2005年那段期间,欧洲非常流行经营博物馆。英国的泰特美术馆就是第一家建立起品牌的博物馆。建立品牌也就是建立起博物馆的形象,于是,“品牌”这个概念开始盛行,很多艺术机构都以此去改造文化艺术。在中国大陆应该没有那么夸张,但这现象当时在欧洲非常流行。
我非常喜欢当时的独立设计师。他们都不是大公司,基本都是一些由两到三人组成小型工作室,但是为什么荷兰的大型画廊愿意找他们来建立品牌呢?建立品牌并不是一个活动,而是对画廊整体的一整年的规划。这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也对我的冲击很大。
我搜集了许多材料,回到香港后开始思考应该以什么方向来成立工作室。但是当时资金匮乏,我选择了自行在外租房。那时我租用了一个很便宜的地方,而且在家工作了整整四年。
这四年我都是孤军奋战。第一年的时候几乎没有客户,当时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那时的香港并没有太多的艺术文化机构,所以我做得比较多都是商业类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需要改变,所以我就到带着作品到一些画廊或者媒体去推销。我的第一个客户是从事新媒体行业的Mike,当时已经是2006年了。回来了一年多,终于能和自己比较喜欢的客户合作了,而之前一年,我更多地是从事商业和广告方面的设计。
李永铨:Javin现在的Milkxhake工作室是一个纯非商业、以文化设计为主的设计公司。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要让Milkxhake只做文化项目呢?
毛灼然:应该是2007年到2008年那段时间。其实我回来后很快就确定了要从事哪个方向的设计。香港其实是一个商业化的社会,品牌方面我在Tommy的公司工作时就有所接触,但是我觉得文化方面涉猎不深。以前的设计项目都是一张海报、一本小册子,然后就完成了。所以我就想,有没有客户是可以持续地合作的?有没有一个文化或者艺术机构可以从形象、品牌的角度来包装?当时我找了一些客户,而Mike就是第一个和我合作的客户,从2006年至今,我们已经合作已经9年了。
我决定只做文化项目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从欧洲的经验看来,文化艺术的品牌设计非常成功。另一方面,当时的香港有许多的商业类设计师,却没有人涉足文化艺术设计,当然现在有很多年轻独立的设计师都涉足这一行业了。但是当时做文化艺术的设计师只有我一个,其实我觉得很孤独,因为当时的我一直都是一个人。
李永铨:很困难。
毛灼然:很困难,因为没有钱可以招人,尤其在商业味道重的城市这是很困难的。
李永铨:我再问你一个问题,现在你困难吗?
毛灼然:现在当然比以前要好很多,现在遇到问题更多不是因为资金。有一些比较好的客户会因为接触过我们以前做的一些项目而来寻求合作。过去的每一个项目我都觉得效果很好,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当时的我并不介意合作内容是什么,因为我清楚自己想要做这一类型的公司。当时我找到了一个制作4K八页小册子的机会,我发现一个小册子是会自己说话的。当你完成了一个你很喜欢的设计,这个设计其实是会联系到其他人,因为文化圈、艺术圈并不大。当这个圈子里的人收到我们的设计之后,第二个客户、第三个客户就会陆陆续续地出现。我们比较幸运的是,许多客户都与我们有五年以上的合作关系了。
来源:雅昌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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