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汪艳的瓷绘山水画艺术风格，归于“新古典”之说，或许在学理上不免存在是否严谨的置疑——

　　其一，作为景德镇陶瓷史上赫赫有名的“珠山八友”之代表人物汪野亭先生的曾孙女，是否就一定会成为其典律的继承者？

　　其二，作为几乎完全于“现代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七O”后年轻艺术家，是否有可能真正理解古典的文化精义及艺术境界，且能“新”之？

　　一般而言，凡批评家行文自疑自答，必是有一个自信的逻辑前提作底背的。

　　解疑一：出生于景德镇陶瓷世家的汪艳，遗泽有承，天赋早慧，先得益于家学熏陶之潜移默化，后师出景德镇陶瓷学院之“科班”规整并获硕士学位。如此坊间与学院、理论与实践双向学养，厚积薄发，自是有备而来，出手不落凡近。

　　笔者曾有幸在著名藏家叶建明先生处，细细研读过其精心所集的“珠山八友”专题藏品，感受颇深。待到得识汪艳，比对之下，惊叹其不但深得“汪派山水”瓷绘艺术风格之样貌与韵致，且不乏个在的理解与发挥，既继承传统谱系，又内涵现代脉息，别开生面而自成“新古典”格局。

　　解疑二：对古典传统的理解进而继承与发扬，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有因缘际会而“秘响旁通”者。此种机缘，端看是否有此方面的“根性”，以及“曲径通幽”的心境与气质。

　　这些年，我常用“静”“净”“敬”三个字，概括中国古典文化的根脉所在：“静”者虚静为本，“净”者简约为本，“敬”者虔敬为本。拿此三点比对汪艳，大概熟悉者莫有不为之称道的：无论其文本还是其人本，整个儿就是现代版的“古风犹存”，仅那一份里外通透的素宁之静气，都非一词“修为”所能认证。即或如笔者多年倡导“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而行走文坛、学界及艺术界，也算多少有些经见，及至得识汪艳之作，也由衷地感慨：在如此年轻一辈中，居然也有对古典精神理解到这般透彻的“范”？

　　显然，通不通古典，能否新之，既不在出身，也不在年龄，关键在于有无天性使然的古典气质--当“现代”以及“后现代”文化语境，将绝大多数“与时俱进”者通约化为“类的平均数”时，从另一个源头走来的汪艳，顺理成章地成了当代陶瓷艺术界之“新古典”的后起之秀。

　　学理上站住脚，再作细读。

　　比之古典陶瓷艺术来说，当代陶瓷艺术从创作理念到制作工艺到技术手段，无疑都要丰富精良得多，但为什么所成就的作品总是没有古陶古瓷那么耐看，这大概是一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问题--“与时俱进”如过江之鲫的所谓当代陶瓷艺术家们，无论是出自坊间，还是出自学院，大多数都难以站稳脚跟，争先恐后地在“流”上争当“弄潮儿”，哪能如古人那样“道”“器”并重，以“素”、“宁”、“远”之气格成就“素”（形质素净）、“宁”（气息宁馨）、“远”（含蕴深远）之“器”质呢？

　　作为“后起之秀”的汪艳，其实艺术履历已不算浅，其间也不乏显山显水的荣誉与成就，但始终不事张扬，如静水流深般默然而沛，潜行修远--可以说，既是家学使然，也是情性使然，汪艳选择了“新古典”，“新古典”也有幸选择了汪艳--除了师出名门，学养不薄，关键是那一份天性中的素宁气息与古典气质，使之得其所然：抱元守雌，不急不躁，精益求精，苛求完美；无论是现实的促迫、探索的艰辛以及持守的不易，都能在其“素宁”中“过滤沉淀”而跳脱平庸、超越时潮，站稳自己的脚跟。加之大学期间学的是汉语言文学，多少打下了些人文素养的底背，且持孜孜以求之恒，故而能以文养心，以心养艺，“道”“艺”并重而渐得超逸不俗之气格的内在支撑，一条“新古典”之路，方在汪艳的脚下，走得既踏踏实实又潇潇洒洒。

　　陶瓷艺术在本源上是属于“静态艺术”的：抟土为玉，以质为本，素宁涵远，宁神洗心，上乘者，堪可为神交心侣之“道器”。近世中国陶艺，病在饰大于质而华过于实，近年更受时尚文化和商业导向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所谓“创新”之作，大都舍本求末，或重于观念演绎，或醉心争奇斗艳，热闹而肤浅着。

　　汪艳的“创新”，是从根上另辟源头，予以“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尤其在气息、涵蕴等方面，潜心探究如何经由新的语言体验、新的视觉感受和新的表现功能，来实现由古典传统的“静”向现代意识的“静”的转型，以及由传统工艺形态向现代艺术形态的转型；从风格层面说，则着力于由“饰”的过度追求之“当代性”向“质”的返璞归真之“古典性”的转型--尽管如此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型，在汪艳的创作中，尚未达至游刃有余而臻于完善的地步，但仅就其现已取得的成就来看，确然不可等闲视之。

　　品读汪艳瓷绘山水画作品，首先为之感动的是其画心的虔敬和画风的笃诚，有一种超逸不俗的气质浸透于其中--汲古润今，气象清远；格高思逸，韵味深醇；品之既久，有如沐天籁的清通与和畅。

　　一般而言，在现代语境下欲“复古”而求新，弄不好，很容易犯“酸”、犯“陋”、犯“伧”，与现代意识和现代审美情趣陡生隔膜，难得亲和，这是当代各种艺术品类之“新古典”路数中，最难突破的一个“节点”。汪艳的“古典”，是经由现代回眸与理解，而自然生发的“古典情怀”之顺理成章的艺术理路，一种借由传统形质与画风，与古典精神重新对话的“阐释”方式。换言之，在汪艳这里，“新古典”之说，既不是生搬硬套式的“拿来”一用以图别具，更非“与时俱进”式的逢场“作秀”，而是因缘际会而融会贯通后的“安身立命”。这里的关键在于“主体精神”不隔，方得语境不隔、气息不隔、风味不隔，从而有效避免了“酸”“陋”“伧”的问题，实在难能可贵。

　　意识到位，语言也要到位，二者相生相济，方可生发到位的意境。具体于作品中，语言不仅是一种功底与功力的体现，也是一种心气与心象的体现。陶瓷绘事比之纸本书画，有很多技术性的限制，必须注重其工艺方面的语言考究。其实反过来推想，越是工艺性要求强的艺术，反而越是需要工艺之外的修为，这样生成的语言，才是活的语言，有个在风格和个在生命力的语言，也才能达至上述所说的“由工艺形态向艺术形态的转型”。

　　细察汪艳的瓷绘山水画语言，其得益之处，正在其心手相宜，“复古”而不“泥古”，有个我心象与气息的投射与灌注，得以“润活”之妙。概括而言：基质工稳，变化微妙，笔意内敛，色韵淡雅；沉着而不失飘逸，干练而不失秀润，骨重神逸，大气涵深。尤其一点，特别善于画面中的留空布白，以简求繁，以空求深，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简约”之核心元素，理解得心，发挥应手，颇为到位。与此同时，汪艳还别有心机地在其娴熟的传统瓷绘山水语言中，有机融入现代抽象元素，使之不但于简静中得浑穆，于疏朗中得淡逸，还影影约约弥散着一脉超现实意味的内涵，经得起古典视角和现代视角的双重解读。应该说，此一语言取向在浮躁功利的艺术市场面前，不免“曲高和寡”，难得共识，但汪艳坚持了下来，可见其心志所在。

　　由此以虚静而安妥心斋，以简约而净化心灵，以虔敬而提升心境，方深得“新古典”接受美学之精义：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一帧鉴照，如师如友而明志洗心——汪艳瓷绘山水画艺术风格的核心价值，正在于此。

　　古语有“云揉山欲活”一说，其中暗含了十分微妙的美学辩证关系。

　　试想，无论是真山真水，还是绘山画水，若无“云气”作“空”、作“白”、生“蒙”、生“灵”、生无限联想，而只是如漆如雕般一览无余，或可一时养眼悦目，而到底没多少诗情与深意可言。笔者多年经见当代陶瓷艺术作品，尤其那些以“绘饰”和“炫技”为要之作，无论山水花鸟，大体不脱此路，乏善可陈。及至得见汪艳瓷绘山水画，方惊讶原来瓷上作画，也是可以如水墨韵致般有“云”而活，而深情款款、细含大千、余味悠长的--当然，这里的“云”，在汪艳而言，不仅是图式之“云”、语言之“云”，更是气质之“云”。

　　不着时风，静心生慧，“新古典”有了这片云，其古质今妍的新格局，无疑是有厚望可期得了。

2013.8.12日于西安大雁塔印若居

　　沈奇，诗人，文艺评论家，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美术博物馆学术委员。着有《沈奇诗选》、《沈奇诗学论集》（三卷）及文艺评论集《文本与肉身》等13种，编选8种，部分学术论文及作品被翻译为英、日、德、瑞典、丹麦、捷克、拉脱维亚等文字。

作者：沈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