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轲《证据》布面油画，200x200cm , 2013年

　　艺术界对“青年艺术家”的界定是1970年代后出生的艺术家。他们的生存经验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辈人有了相对的差异。那一辈人的社会忧患意识，使其艺术作品不可避免地与历史、政治、权力构成多重纠葛关系。其中，艺术和现实的关系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聚焦区域，这个关系恰恰体现出中国当代艺术的先锋性与活力。所以，社会批判构成了前三十年的艺术主题。

　　从“新生代”开始到80、90后的艺术创作，逐渐淡化了这种生存维度的必然关联。时代的生活方式的参照系和文化价值的多元化取向，营造了自为、自由选择的可能性，青年艺术家的生存语境发生了转变。至少，从体制外的个体艺术家的身份而言，不再被视为“盲流”画家。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审理这种转变和表象:

　　从现实社会机制看，绝大多数真实的历史事件和现实症候被主流话语掩盖，篡改，“有组织的谎言”依然大行其道。官方艺术、学院艺术可能在审美技术上相当先进，而在思想、精神、求真意志层次上并无多少改观。于是，具备精神自觉的年轻艺术家开始疏离主流话语，关注自我、思考艺术对于个体性主体存在的价值。这种“自我”的强化，有其“青春期创作”的共性，可以转化为不可替代的个体经验和优势，但有时难免却陷入封闭的自我呓语和“天鹅绒牢狱”，陷入无所信靠的虚无。艺术作品的主题，不再具有深度与灼痛感，显得苍白无力。

　　再从当代艺术创新欲求来看，青年艺术家群体，像绝大多数人一样，面临全球化从“生产——消费”到“文化意识—— 语言表征”的统一模式影响。少数艺术生能够摆脱艺术学院的保守性格，不满足于仅仅成为一介匠人，积极接受、汲取当代艺术的发展成果。然而令人难堪的是，当代艺术的形式、媒介创新已经并无多少先锋、实验优势，诸如，无论写实、表现、抽象、写意、拼贴，还是后现代的装置、行为、新的数码影像、动漫等，都面临主体性增势所需要的思想资源、哲学动力、宗教经验与灵感。如此一来，很多艺术作品不可避免地出现审美匮乏、技术雷同乃至技术杂耍的状况，同时，他们需要面对资本、媒体、策划、批评、市场等混合权利的严峻挑战。

　　由以上两方面来看，矛盾性和复杂性显而易见，青年艺术家面临着越来越趋同的生存经验。全球信息化的时代，带来了所谓的“自媒体时代”。青年艺术家的创作一方面更加自由，另一方面也更加扁平化、娱乐化。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青年艺术家的真实处境，也就必然需要前所未有的勇气。这个时代，中国的青年艺术家，他们的挑战与使命感，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沉重，同时也就需要更多的支持与理解。

　　事实如此明显，我们的时代越来越接近“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终极理想，以至于我们的处境决定了我们必须表达。每一个人都有免予恐惧的自由，这既是自由的底线，也是权利的底线。然而，现实的幽暗处境逼迫每一个人遭受“被改编”、“被缄默”、“被囚禁”的危险。这时，无畏并非要求每一个人都需唤起内心的“英雄情结”，但至少是对良知底线和真理自由的坚守。谎言即罪恶。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求自由的勇气，在中国是一种最大的美德。在一定程度上，勇气在我们这里，就是实现自由的守护天使，这也就是为何古人将“胆、才、学、识”之“胆”置于首端的原因。

　　明乎此，我们自然就能把狄兰·托马斯的《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读出解数，这个激烈的告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诗意的独特性，而是彻底切入生命共相。作为一个年轻人，必须避免模棱两可、暧昧不清的态度。

　　“疯狂的狄兰”人到暮年，都能燃烧，咆哮，怒斥光明的消逝。相形之下，青年艺术家正是无所畏惧的年龄，拒绝做一只温顺的“虎犊”，乃至拒绝“成功学”的诱惑，最终为自己插上自由之翅。这既是艺术视野的终极关怀，也为青年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另一维度的参考。

来源：艺术国际-评论 作者：艾蕾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