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创作，是画家精神生活的一束折光，是画家人格的印证，画家所处的人文状态和所持的人格修养在其作品中均有反映并决定着其作品的艺术品格。所以，古人即有“画品即人品”，“人品即已高矣，画品不得不高”之说。灿烂的中国美术无数的史例告诉我们，画家的人文状态和人格修养不仅决定着中国画的发展，也决定着中国文化精神的延续。冯今松先生就是诸多关注画家人文状态和人格修养的前辈画家之一。

　　如果将艺术家的“品”，仅仅局限在一个空泛抽象的“德性”概念中，就难免使艺术评论为许多非艺术因素干拢，很难得到一个准确的标度。所以，它还必须具备“知性”的支持和充实，即：博大高雅的审美理想;美善兼备的表达方式;挥运自裕的表现能力。否则，“人品即已高矣，画品不得不高”便是一句“浮天沧海远”的悬泛之辞了。

　　中国古代花鸟画，有“黄荃富贵，徐熙野逸”二系之分，后世各家株守，然多不免失之胶柱，成为一种标宗别派的樊篱。其实，无论是黄荃的赋色瑰丽富贵，还是徐熙的落墨野逸潇散，都不过是郭若虚所谓“不唯各言其志，盖亦耳目所习，得之于心，应之于手也”。都是建立在“宫廷供奉”或“江南处士”的“耳目所习”基础之上，得于心，应于手的审美理想所致。

　　冯今松先生在深入研究中国古代花鸟画文脉传统的基础上，摒除了古代画师和士人们那种富贵自得和野逸自诩的审美偏执。恪守儒家文化中“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的审美训诫，以“文质相含，然后君子”的人文标识，以一种颇具当代性的文化精神和博大高雅的审美理想统驭其创作的审美追求。冯今松先生的花鸟画创作，尽管没有史诗般的宏伟，但却同样能以一种震撼人心灵的美好品质，使观者会于意、动于心，如同一首意趣隽永的小诗，娓娓道来，轻轻叩开你的心扉。给人以奇趣天成的温文尔雅，意蕴深长的温情清丽。他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可悠悠心会》，邀人《且来花间听春歌》，在《竹石相依》的清风朗月中《细诉清香》，在《正故园秋晚》的宁静中，轻盈地展示着一个博大智者的人生感怀。

　　“文质相含，然后君子”审美理想的海纳精神成就了冯今松先生美善兼备的表达方式。先生笔下的一花一叶，蕴涵着一种浸人心绪、浣涤尘垢的清新。他以对“世间色相”的透彻感悟，而又不斤斤于“世间色相”的艺术表达，创造着一种简约中的大美，质朴中的大善境界。以《天涯何处无芳草》的豁然明朗;《身陷泥淖花更洁》的坚忍不拔，将那一片《关不住的春色》呈现给人们，召唤着人们对美与善的倾慕和关怀。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篇中所说，“中巧者猎其艳辞”、“童蒙者拾其香草”，冯今松先生正是在创作中保持着一个艺术家清澈年轻的心灵，玲珑通透的心灵，在楚文化浪漫风华的浸润中，赏爱着屈子行吟中的的芳菲世界。无论是先生别抒性情的“红楼系列”还是作客海外的“波城系列”，一拳石、一支花、一片叶，都表达出人们最本真、最质朴的人文关怀。而这，正是一个有思想的艺术家最应向往的。

　　黄庭坚“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是中国画的优秀艺术传统。一幅佳作，题上一首绝妙好辞，固然能有“画龙点睛”、“锦上添花”之妙，但是一首无关痛痒的泛泛之作却会使人顿生画蛇添足之嫌。其实，画的诗意并不在于徒具形式的表象，而在其丰富的精神内涵。冯今松先生深谙此理并有着时下画家所难得的深厚文学、音乐修养，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每每充溢着一种不受羁绊，独忬性灵的象征性诗意化特征。先生笔下的花鸟，无论疏朗、茂密或浓郁、淡雅，都能以奇妙的构图、瑰丽的色彩、放意的笔墨，抒写着《无为深处》的《丛竹含幽》;《栅栏内外》的《好诗随鸟飞》;《赏花有实唱山歌》的《细诉清香》。充分体现出一个有思想的艺术家挥运自裕的表现能力。

　　冯金松先生笔下的花鸟，宛如盛春间，美人芳草的润泽;宛如长夏中，古寺蝉唱的通透;宛如仲秋后，山村牛铃的清远;宛如初冬里，南山暖风的和煦。愿先生的艺术之树四季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