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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我们置身于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的夹缝中,一边连接着:“过去”,另一边展示着“未来”。不管我们怎样看待这两极,事实是我们必然要在这两种文化中生存,寻找支撑点。更为困难的是,我们只能在这基础上创造中国的现代文化。“你别无选择”这正是我们的现状。
面对当今西方文化的冲击,仅仅采取一种防卫心理是远远不够的,西方文化并不会因此而消失。相反,西方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成为二十世纪的“神话”。对这个“神话”,我们应该主动研究、分析,真正认清它的实质、才有可能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才有可能创造性地建设中国的现代文化,从本质上消解这个神话。
今天,拉美的文学家、艺术家在世界上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们创造的当代拉美文化从事实上消解了西方文明的神话。智利著名评论家路易斯·哈斯说:“为了返回原地,必须先去周游世界”。他还说:“首先要深刻认识到西方现代艺术的价值,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到技巧上的深度,才有可能进行建设性的创造”。墨西哥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说:“为了回到原地,首先要敢于走出去,只有浪子才谈得上回头”。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说得更为彻底:“我认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与西方的文化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同对,我们也有权利拥有这传统”。世界上任何民族的优秀文化:事实上都是这个世界共同的遗产。
艺术是过去的记忆,又是现实的存在。过去、现在并不是截然断开的两部分。我们既要承担过去,又要面对当下的现实,一件优秀的作品必然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一座桥,同对体现着传统与创造。传统并不是我们的今天,创造却是我们的过去与今天。我们对西方文化认识得越充分,就越有可能客现地认识自身的文化,继承我们文化中的精华。中国的文化艺术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发展成一套完整的体系,这种良好秩序的建立反过来制约了新文化发展的可能性。如果不对技术、材料、观念有新的认识,要从这种传统中解脱出来创造性地发展我们的传统,显然是不可能的。
一百年前,当印象派画家发现日本浮世绘时,他们欣喜的心情,并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正是这种东方式的观念和技术的引进,使西方艺术从过去的传统中解放出来,并创造出新的西方传统。
一种过于成熟的文化会失去自身的活力与弹性,这时没有比重新回到“常识”更重要了。重新认识和体验我们生存的世界,回到最初的感觉中去,回到人的生存状态中去。没有一个人能从一种生存状态中逃脱出来,他既不能选择,又不能逃避。而这个我们无法选择的结果,正是艺术的起点。任何民族,任何个人的生存状态在艺术中并不存在质的区别,正如在绘画中物象并无质的区别一祥。如果敢于面对这样一种现实,敢于对这种现实作出判断,我们就有了一个起点。胡安·格里斯说:“人可以孤立地发明一种技术、一种创作方法,而不能发明一种精神状态”。人的生存状态是既不能被发明,也不能被代替的。艺术即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
今天,我们常常把那些简单地摹仿和借鉴民间艺术的绘画称之为民族性,事实上这样的绘画既不可能作为现代艺术,也不能表现真正的民族精神,民族性不是一种现存的模式,民族性也在运动,他每时每到地由我们所体验着。绘画不应该局限于依赖某种已经程式化了的地域性文化氛围,而应该立足于民族性的更本质的东西。如自然、我们个人生命的体验等等。
民间艺术是一种自发的艺术,多数民间艺术都是过去技艺一成不变的延续。纵观世界上各民族的民间艺术,它们都有许多共同点,保存了古朴自然的形式,而且多数民间艺术都有相近的地方,它不可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中的文化,特别是一个民族今天的文化。民间艺术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朴素,特别是各种桥揉造作的伪艺术泛滥成灾时,这种朴素显得清新珍贵,以至人们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民间艺术是复兴民族文化的一种模式,其实无论从任何角度看民间艺术,都只能是民间的艺术,它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艺术的当代形态,它仅仅是过去的生活方式的一丝微弱的折光而已。民间艺术缺乏对现时的关注,没有对现实的关注,没有对现时生存状态的体验和思考,就不可能有民族的现代艺术,自然也就不可能表达一个民族发展的活生生的精神。特别是当一个民族正在向现代社会迈进时,它的艺术还以历史性的民间艺术为模式,并且用这个模式来表述一个民族今天的存在,这将在客观上对今天民族精神的发展产生限制。
今天,我们的世界正变得丰富多采,各种思潮、各种流派、各种材料技术泛滥成灾,一些简单易行的技术正成为今天流行艺术的模式,但一种思潮、一个流派、一种材料技术本身可以说并没有真正的意义。在人类的文明和历史中,能让一种思潮放光、让一个流派成型的必然是那些杰出的个人。可以这样说,没有个人的存在,也就没有今天的现代艺术。一种思潮只有在那些极有创造性的个人手中,才是一种创造的动力,而在另一些人那里仅仅是一种教条而己。可见,一种思潮和材料技术:并不能让艺术和个人复兴。相反,优秀的个人却能使一种思潮、一个流派、一种材料技术成为真正的思想和创造力。
无论过去、现在、将来,材料技术都是传统与现实的工具。只有某种个人的、独特的体验,溶入一种材料技术中,使这种材料技术成为我们物化的存在。只有这种个人绝无仅有的存在,才能使材料技术成为一种现实的创造。否则,再好的材料技术也仅仅是匠人的技艺而已。
在潮湿、多雨、闷热的黔东南,在那些尘土飞扬的公路、村道上,灼热的阳光使各种树木茂盛地生长。村寨在阳光下沉睡,在晨雾中醒来。傍晚,从吊脚楼上升起炊烟,寨子里传来冲碓的声音,那声音节奏单调、却象音乐一祥让人觉得亲切难忘,所有这一切构成一个神秘的、模糊的现实。就象我们看待我们曾经历过,但又已经逝去的某种事物一祥。
黔东南木结构的房屋,为我的绘画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材料。这些木结构房屋的柱,要承受房屋和居住在里面的人的重量,这些横向竖向的柱榫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框架结构。正是这些坚实的框架启发我创作了“岜沙·系列”绘画,这些年代久远的木屋表面纹理蕴含了某种逝去的东西,逝去的岁月在这些木头板墙上留下了痕迹,“过去”象影子一样留存在上面,使这一切都笼罩着某种神秘,它们同穿行在框架之间的人、动物、云彩、树木一起完整地构成生命生生不息的景象,而这个景象正好汇集了我在绘画中长期追求的、强结构下的自由,这样一种观念。坚实的框架具有建筑样的结构,透过框架构成的空间,各种物象随意穿插其间。这个坚实稳定的黑色结构与随意流动的物象色彩的组合,构成一种既有结构又有流动感的绘画,这种随意性和流动感产生的效果,更接近东方人讲究的气韵。由于这种颜色的因素在画中是一种随意性的穿插,它最终同严谨的结构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同时又构成严密的、有内聚力的、不失外部张力的绘画。
被框架分割的空间,分布在空间里的物象,它们占据着空间的各个部分,在这些独立的、仿佛互不关联的物象之间,正是将它们分割的框架又将它们连在一起,形成一个远非现实的、实在的、变幻着的空间。
很多年以前,当我还在野外写生时,我就有一种感觉,重要的并不是写生。或者说写生不仅仅是帮助我们掌握技术的一种手段,重要的是人与自然的接触。在这个反复观察对象的过程中,某种自然的元素已经进入我,我成了自然,成了自然的一部分,在以后长久的岁月里,这些沉淀在我内部的东西慢慢发酵,最终成为个人的现实呈现在画布上,而这个与对象大不相同的东西,正是从那个原始的对象中生发出来的。没有任何现实是大家共有的,只有一种个人的现实才是艺术创造中的真实。
我特别喜爱绘画的过程,从一张白色的布或纸的某一部分开始画上一块颜色,或者一个物体的一部分,从这一小块慢慢向四边扩展,接下画的每一笔,都和已经画出来的形成某种联系。当我做得好时,我会很好地利用这些已经出现在画面上的因素,我会让以后画出的部分顺应先前出现在画面上有意思的图形,特别是顺应那种预先完全没有料到的图形。慢慢的,这块简单的图形扩展成结构紧密、富有弹性和运动着的画面。通常在画到一半时,我已知道这幅画能否画好,如果情况良好,我就更加小心地发展这个结构和与这个结构相关的所有部分。一个完整的结构一旦形成,其余部分就可以相当放手随意地组合、处理。这时,每一块颜色附着上去,都会使画面更有弹性和质感,而每一次与画面的接触都使得画面更充分,画面会闪闪发光地呈现出来,没有比这种时刻更让人愉快、欣喜的了。
在绘制一幅画的过程中,有许多因素事前不能设想和规定,我的精力全部集中在如何处理结构,结构构成的空间与背景中的灰色、绿色、黄色、红色物体的关系,在这个不断判断调整的过程中,现实中的物象会慢慢介入其中。在绘画中,无论我有意还是无意利用物象,这个物象和它内在的质感都会慢慢渗透到这幅画。人们在观望这幅画时,会说它包含了某种内容和思想。在绘画过程中,我尽力做到客现和不动声色。一幅画表达出什么是主观追求与客观呈现的结果。
任何一种物象,就本质来说都没有意义,物象的意义是我们强加于物象的。人在自然中同自然里所有存在物一样,只是自然链条中的一环。由此,我们可以假定,所有的物象在作品中同样重要,在一幅画中没有一个细节可以忽略,当我们将一幅画中所有的细节精微地刻画出来,这些互不相关的细节就会产生互相磁吸的紧密结构,成为一种“形而上”的现实。一幅画不管是用现实物象构成,还是全然抽象的材料组合而成,这个精微的构成必然会形成紧密的“物”。当我们做得好的时候,这个“物”就包含了我们的生存状态,而这个不同于别人的状态才是至关重要的。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就进入了这个世界的无展循环之中,现实世界并不是静止的,不是我们可以恒久不变观察的对象,世界上所有物象和我们一样,都是循环在这世界上的“物”,这些彼此孤立,单独存在的“物”以其各自的方式共同构成这世界,构成这个不断变化运动的世界,一旦我们真正地深入到这个具体的“物”中,世界的神秘和无限就会完美地呈现出来。
《艺文论丛》1992.5
作者:曹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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