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作《兰亭序》《孔子庙堂碑》，皆作一淡墨本，盖见古人用笔，回腕余势。若深墨本，但得笔中意耳。今人但见深墨本收书锋芒，故以旧笔临仿，不知前辈书初亦有锋锷，此不传之妙也。

　　中国人是最推崇传统的，尤其是在书法问题上，这本是好事。但也要注意方式方法，特别是不能过了度。所谓过犹不及，一味地迷信和崇拜有时候反而会束缚我们的手脚。《兰亭序》之所以是成功的，因为它彪炳了一个时代;《祭侄稿》之所以是成功的，因为它引领了新的风尚，杨凝式之所以被奉为经典，因为他法古而不泥古。我们对待“古人”“古法”的态度，必须是客观、理性的。古人论书是有其特定语境的，不可盲从;此外，有一种观点认为学书非观真迹不可，这也是值得商榷的，且不说如今，即便在唐代初年，能看到《兰亭序》真迹的又有多少人呢?要之则博物院里的同志恐怕个个是一流书画家了。

　　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

　　书法史上历来有一种“因人贵书”的论调。事实证明它是不尽合理的，比如蔡京、赵孟頫、王铎等人，若按照封建纲常伦理评判标准看，他们身上无疑是有“污点”的，但平心而论，他们的书艺又是成功的。单从作品来看，丝毫不能看出作者的品位修养。因此“因人贵书”是存在问题的，但把它作为一种对书法家的理性要求并不为过。

　　东坡先生云：“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

　　关于大字和小字的问题，晋唐时期鲜有人论及。因为当时人们被所谓“二王”小字体系笼罩，人们习惯了书写只言片语的尺牍形制，而且把技法的传授视为一种家族秘密，不示于外人。但在作大字的时候却是完全公开的，巴不得外人围观，好炫人耳目或收取资费。但到了宋代，人们开始作大字，小字技法的束缚也使得人们不得不对大字、小字的关系做新的考量，因此围绕这个话题的讨论也最热烈。米芾认为“古真无大字”，黄庭坚认为“大字无过《瘗鹤铭》”，由此可见宋人在晋唐基础上的进步。

来源：书画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