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美人图经历了一场程式化的过程。

自魏晋流行列女图以来，历经唐宋，直至明清两季，古人对美人的画法早已定型，变成了一个可以复制的符号体系。

美人的标准被统一了，如宋人诗句所写的：“秋水盈盈妖眼溜，春山淡淡黛眉轻”。

▲ 女史箴图﹝局部 ﹞

唐朝摹本 原作为东晋顾恺之

绢本‧设色，25 x 349 cm

大英博物館，伦敦﹝London﹞，英国

为什么所有的美人都大同小异？那些精致的眉眼、口鼻，像是艺术产业链条中的标准件一样被生产出来。

这种程式化，是女性面容在经过男性目光的过滤之后得出的对“美”的共识，在这些美人图的组织下，女性面容立即超出了个人的身体，与一个更加庞大的符号体系相连，这个更加庞大的符号，是由哲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性学等共同构建的。

▲ 洛神赋图﹝局部 ﹞

宋朝摹本 原作为东晋顾恺之

长卷‧绢本‧设色，27.1 x 572.8 cm

故宮博物院，北京，中国

明代佚名的《千秋绝艳图》，描绘了班姬、王昭君、小乔、卓文君、赵飞燕、杨玉环、薛涛、苏小小等六十多位古典美女的图像，是真正的美女如云，但仔细打量，发现所有人的面貌都是从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一律的修眉细目。假如再把清代费丹旭笔下的《昭君出塞图》和陈清远的《李香君小像》拿出来比对，我们很容易会把这两个不同朝代的美女当作孪生姐妹。

▲ 千秋绝艳图（局部）

明代，作者不祥

长卷，绢本重彩设色 29.5×667.5cm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北京，中国

所有美到极致的事物都是脆弱的，美人的脸，更是不堪一击。时间是最大的压力，而最能体现时间流逝的，不是钟表，而是女人的脸。所以无需外力施压，只需在时间中静默等待，钟表周而复始地运行，只会让人错觉时间可以失而复得，只有美人的美貌，让人知道什么叫一去不复返。

▲ 昭君出塞图（局部）

清 费丹旭

绢本设色 144× 41.8

故宫博物院，北京，中国

美人的脸上，记载着时间的细微变化，比钟表更加形象、更加生动，也更加准确。这并非建立在男性的优越感上，男人的面孔，当然同样面对着时间的考验。

因此，程式化的美貌标准在批量生产之后，丧失了真正的其美所在的独特性。从美的角度上看，它的价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 李香君小像（局部）

清 陈清远

绢本设色 115.5× 35.5cm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藏，北京，中国

美人图像的程式化带来的好处是，它模糊了个体之间的差别，使得那些消失的芳华，可以借助另一个身体复活。躯体可死，容颜永存。午夜梦回，看似根植于人们心中似曾相识的美丽面孔，就这样穿越了无数个前世今生，来到我们面前，获得了永生。

优点同时也是缺点，它模糊了个体之间的差别。面容的价值，就在于它的识别性，它的第一价值不是好看不好看，而是将一个人从人群中识别出来，在社会的网络中找到自己的定位。“面容之下存在着独一无二的躯体”，这使人的面孔超越了身体的其他部位，具有了单独的意义，它是将个人与社会连接起来的接口——即使在今天，确定个人的最重要符号，仍然是身份证或者护照上的标准像，而不是指纹，尽管指纹比面容更有唯一性。

▲ 女史箴图﹝局部 ﹞

唐朝摹本 原作为东晋顾恺之

绢本‧设色，25 x 349 cm

大英博物館，伦敦﹝London﹞，英国

博尔赫斯《沙之书》中告诉我们：“隐藏一片树叶的最好地点是树林”。而美人图，则使一张具体而生动的面容变成极易隐藏的树叶，使得我们无法将一个人的生命与另一个人绝然分开。在审美目光的驱使下，面容的可识别性大为降低。

这让人想起今天的整容术，想起美容院流水线上炮制出的“标准美人”，那是一张张肉身版的美人图。古代画像的美人们也许是被动地成为了“美的范式”，而今大批整容的女子，是主动试图通过他者目光实现自我确认。

▲ 佳妇人例图（款）

明，仇英／绘，文徵明／题字

巻子装，紙本水墨 27×651.7cm（外寸27×677.8cm）

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东京，日本

人造美人们忘记了一点，即面容的首要价值是将自己作为鲜活的个体与他人相区分，而不是混同。

对于这种以他者为主导的面容意识形态，波伏瓦在《第二性》首卷开篇引用法国哲学家普兰·德·拉巴尔的话说：“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波伏瓦在该书导言中进一步阐释道：“两性关系不是正负电流、两极的关系，两性的关系是男人同时代代表阳性和中性。”

▲ 靓妆倚石图（局部）

清 改琦

立轴，绢本，设色。83.2×27.1cm

广东省博物馆，广州，中国

从古至今，女人的美由被动生成于男性的笔下，转向主动产生于医生的刀下，女人掌握了展现自身美丽的主动权吗？但背后的观看者与观念制造者的角色似乎从未改变，仍然存在于被女性当作标准的男性的臆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