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袍反映了多种文化、意识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朝代的特色服饰。概括言之，清代龙袍制度的形成，当是受了如下几方面文化的影响。

中原汉文化的影响

明代中原汉文化对清代的影响是最为直接、广泛。具体到服饰制度上，明代完备的服饰制度和高度发展的服饰文化意识都对清代服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清王朝基本承袭了汉文化内核——礼制，而服饰制度是礼制内核的表象之一。

乾隆 香色纱绣八团夔龙有水单袍

龙纹是中国最早的传统服饰纹样之一，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出现了龙纹。龙纹象征天子，天子即龙。除了明代流行的龙纹外，夔龙纹在乾隆朝也得以恢复和发展，例如“乾隆香色纱绣八团夔龙有水单袍”。乾隆中期，针对团纹多为后妃穿着、满地纹多为贵族穿着的现实，在颁布的《皇朝礼器图式》中将八团纹分为下缘有平水纹和无平水纹，作为皇后、皇太后才可以穿服的吉服袍特定款式；而将满地龙纹作为所有皇室及贵族女子都可以穿着的龙袍（吉服袍）形制。

香色翔凤妆花缎女夹袍

凤纹在明代是用于皇后服饰，妃嫔只能穿鸾凤纹。清代崇德年间，服饰制度规定，只有皇后才能穿凤凰纹，但不久后的皇后朝服画像中纹样均统一为龙纹，直到乾隆年间，凤凰纹样又开始出现在皇后的吉服中。

明黄色缉线绣云龙纹天马皮龙袍

东汉孝明帝时将十二章纹样用在天子服饰中，王公贵族的祭祀服装上章纹依次减少。其后近2000年虽代有更张，穿着场合也多有变化，但十二章纹一直存在于天子服饰中，代表着皇权思想。清雍正时期将十二章中的七章使用在吉服袍中，如故宫博物院藏清世宗宪皇帝的“明黄色缉线绣云龙纹天马皮龙袍”就采用了日、月、星辰、华虫、宗彝、黼、黻七章。

女真文化的承袭

12世纪初女真建立了金国，部分女真人迁居中原与汉族同化，另一部分则留居东北。明朝末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形成满族的主要组成部分。早期满族的习俗,是女真族习俗的绵延。甚至直到进关以后,仍长期保持女真习俗，有些方面直到清代末期，依然如故。

绛紫地金锦襕棉袍

金代女真上层服饰制度融合了辽制与宋制，理论上遵循周制。尽管上层学习宋制，与宋人服饰依然存在很大不同。如保有如左衽、窄袖等特点。民间依旧存有女真旧俗，如《大金国志》所言，“金俗好衣白，栎发垂肩，与契丹异。垂金环，留颅发系以色丝，富人用金珠饰”。

绿地忍冬云彩纹夔龙金锦棉袍

金人死后实行火葬，在北京、辽宁、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出土金代墓葬均有火焚迹象，故金国遗存服饰实物极少，但在黑龙江阿城巨源金齐国王墓中出土了一批服饰，为金代女真服饰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依据。男墓主外层所着衣袍为“绛紫地金锦襕棉袍”，盘领、窄袖、左衽，属女真族传统的窄袖服饰，袍后左侧外开衩，右侧对称开里衩，适合上下骑坐之便，两侧分内外开衩，有利于防寒保暖。另外还有三件交领左衽袍服，出土时穿在男身里层，形制为交领、左衽、窄袖，左后侧开衩。女尸外的棉袍与男墓主形制基本形同，这种形制一直延续到天命初年。

孝庄太后画像

《钦定满洲源流考》对金代服制评价曰：“我朝冠服之制，不必尽与金同。而便于骑射，视金史所载尤为过之，洵亿万世所当遵守也。”可见清代服制本身是为骑射方便服务的，既保留了一部分本民族服饰传统，又有所改良。无论是龙袍（吉服袍），还是常服、便服均保留了窄袖、开衩这一基本形制，并改交领、盘领为圆领、大襟右衽。至于何时在领、衽部分有所更改已难确认，但是在孝庄太后画像中中已看出明显是圆领、大襟右衽。

金太祖陵团龙纹施椁首部

另外，清代满族统治者对于龙凤纹饰的喜爱，并非在建国以后直接从明代通盘吸收，而是部分继承了女真皇室的习俗。在金中都的宫殿遗址及房山金陵中均发现有铜坐龙器物、在太祖陵内使用的龙凤纹石椁、太祖陵中的金丝凤冠、白玉凤配饰，建筑构件中发现的龙形瓦当、凤纹瓦当等，在女真帝王的宫殿、陵寝中，可见金代女真的贵族中对于龙凤纹的喜爱程度。

蒙古等少数民族与满族文化的相互渗透

美岱召壁画（三娘子）

历史上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长期以来互相融合和影响。尤其在入关前，由于蒙古族与满族为近邻，在领土扩张、发展中与蒙古族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系，许多皇后、妃子是蒙古族。服饰文化也与蒙古族服饰互为借鉴，例如清代袍服与蒙古族袍服都具有箭袖，箭袖在女真先人及明末有关女真人的记载中几乎都没有提及，但在《清实录》的插图中，箭袖显然是这个时候本民族普遍穿着的。箭袖在元代蒙古族服饰中很少见，但在明前期修建的蒙古族藏传寺庙美岱昭寺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壁画中的人物服装中也出现了箭袖。

原文作者：胡桂梅

原文来源：《收藏家》2017年6月刊《威严与华美——清代龙袍略论》

（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