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对于北京画院副院长吴洪亮来说，是繁忙的一年，尤其是倒时差，欧洲与北京有六七个小时的时差，欧洲晚上的3点钟是北京的9点钟，这时候也是北京画院开始工作的时间，所以这一年的策展工作，对于吴洪亮来说，最大的感受是从倒时差开始。

雅昌圆桌 | 新场域的艺术策展：2019策展工作年度总结

2019年，吴洪亮和团队在希腊策划了一场齐白石的展览，展览受到了当地公众的喜欢，此外还有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策划，目前已经开启国内巡展计划；还有艺术长沙李津、刘庆和、武艺三位老师的展览，2019年总结起来，吴洪亮表示：“虽然挺忙碌，还是很开心。”

北京画院副院长吴洪亮

“忙”也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院长王春辰2019年策展工作的关键词，2019年初他在印度进行了一场青年艺术家的评奖活动，中间又去了法国、美国，再加上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今年做的一系列国际展览以及其他当代艺术相关展览，从南到北，从东北到陕西，2019年王春辰去了很多地方，给他的感受，艺术并没有受到经济太大的影响呈现一种低迷的状态，相反当下的艺术发展想对来说还是非常活跃。在他看来这种趋势会延续到2020年，尤其是艺术家个案研究的展览，比如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做的马克奎恩、卡普尔等艺术家的展览。此外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众多美术馆以及艺术机构也举办了大量的艺术家个展，这些展览从研究方法、思路等方面都在往前推进，进入到梳理、总结再提出问题的阶段，是在真正的沉淀一些东西。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院长王春辰

还有就是我们与国际交流加强和加深了，威尼斯双年展、古巴的双年展、哈瓦那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等等，这些大型展览中国艺术家都有参与，另外中国艺术家也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举办个展，中国艺术和世界对话交流的强度提高了，对于王春辰来说，不管世界怎样，我们的内心对艺术依然充满热爱。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艺术家费俊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艺术家费俊在2019年的策展工作中，有三“忙”：首先是跟着“忙”，比如威尼斯双年展以及巡展等等的，这也是他个人收获比较大的一年，当下的展览蓬勃发展，尤其是展览进入商业化以及更多元跨界，再一步激活了整个展览行业，作为一个艺术家或者是策展人，费俊强烈的感受到工作的场域被拓宽了。这也构成了他的第二“忙”，他在2019参与的众多活动，差不多有一半都与艺术没有太大关系，比如5G多媒体创新联盟等这样的活动。第三个方面的“忙”对于费俊来说是自己找的“忙”。对于他来说，今天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仅仅满足于自我的艺术实践是不够的的，他在做数字艺术或者艺术与科技跨界创作的时候，发现不仅仅要创作作品，还要搭建工具，甚至要去帮助建构生态才能形成持续发展的模式。做为策展人，费俊参与的展览有4个，作为艺术家他参与了18场展览，2019年的重心又重新回到了艺术家的身份上，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策展人开始进入到科技艺术的领域，此外，费俊也与王春辰有同样的感受，就是虽然大的经济形势并不是太好，但和泛文化相关的艺术领域的活力还是非常的旺盛，未来充满期待和乐观。

对过去四十年的艺术史重估，是杜曦云在2019年策展工作中最大的感受，为什么2019年艺术家个展的数量会增多，尤其是策展的方法和角度都在不断的深化，原因就是大家对之前四十年艺术史认知的角度等已经开始不再指向一种叙事、一条线索、一种方法了，某种角度上来说价值在重估。

杜曦云也讲到了国际艺术的交往更加频繁，成名艺术家的总结性、梳理性回顾展增多，但是他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推介新人、新方向、新思潮的展览相对比较少.

回顾2019年，又是大展云集的一年， 2019年策展人们的工作也凸显出一些特点，例如科技新媒体艺术展在全国涌现、世界当代重要艺术家的个展的引入、如何在海外呈现中国当代艺术，对中国当代艺术家创作本身的关注等，中国的艺术策展工作越来越面临着更加广阔的场域，在新领域里面，策展人们又该如何展开工作呢？

科技与艺术：需要真正意义上去搭建平台 输出知识传递情感

2019年，科技艺术、数字新媒体艺术的展览是爆发的一年，这也成为第二届“策展在中国”论坛种讨论的热点，费俊作为艺术家同时也是策展人的角色， 深入的介入到这一领域的工作中。

　　teamLab 《被追逐的八咫乌，追逐同时亦被追逐的八咫乌，超越空间》互动数字装置 4分20秒 声音：高桥英明 2017

　　teamLab《花之森林，迷失、沉浸与重生》互动数字装置，无限变化，声音：高桥英明 2017

　　佩斯北京《花之森林，迷失、沉浸与重生》现场

2017年5月，Teamlab在佩斯北京举办的花舞森林展览，在费俊看来是一个标志性的展览，它实标志着传统的艺术中心和画廊开始以传统收藏为核心的模式转换成一种票务型的展览模式。第二个标志是沉浸式展览大量的出现，其实“沉浸式”，一方面在当代艺术中有指向，更重要的是在当代戏剧领域里有指向，从2017年到现在不完全统计，每年至少有几十场以沉浸式艺术标签为核心的展览，有些展览同时具有学术性和公共传播性，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大量网红展，积极的一面将艺术带入到大众层面，但这些展览往往只是感官的刺激，它们并不生产知识也不创造感知价值，这是需要我们思考和警惕的。因为在没有足够认知的情况下，被过度标签化反而让我们对沉浸式这个概念产生了一种心里和生理上的反感，只要听到沉浸式的展览就天然地会认为是一个欺骗感官的展览，这是它的恶果。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运用沉浸式，用带有心理感应能力的展览方式来去传递有温度、知识含量的信息，这将会是一种非常好的艺术呈现方式。

此外，费俊也讲到，2019年是艺术与科技类展览高增长的一年，通常我们在谈科技艺术或者艺术与科技这个概念的时候非常模糊，在费俊看来，科技艺术可以理解为艺术与科技这学科所输出的成果，艺术与科技既可以理解为艺术的科技，也可以理解为科技的艺术，强调的是跨学科双向供给的新型的学科方式，如果仅仅强调用最新的科技来做艺术，我们还是把科技作为媒介论来看待，无外乎把油彩换成了数字科技，这个学科最大的意义不是运用了新的科技做艺术，而是在于艺术也可以反哺科技，通过人文、伦理这样的价值输出到科技界，为科技的发展、创新带来价值，这才是当代艺术在这样语境中所承担的新的责任，也是我们能够输出的新的价值。

所以艺术科技类展览的举办在费俊看来还远远不够，在艺术与科技领域里边，最缺失的不是展览，是内容和机制，费俊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艺术与科技的教育，艺术与科技的研发上，真正意义上去搭建一些平台，搭建一些实验室，为艺术家提供资源和条件，只有这样这个领域的发展可能会更健康。

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国内首站展览现场

而在具体的策展上面，吴洪亮以他策划的威尼斯双年展为例，讲到了科技作品的创作以及策展理念，他表示在策展过程中没有刻意科技而科技，威尼斯双年展国家馆的策划与他做中国园林的研究有关，在研究中吴洪亮发现园林除了居住空间的作用之外，也与人的心灵空间有关，他表示“园林不是安放身体的而是安放心的”，也因此，他就想了解更多的人和世界，包括心理学的一些问题，也因此吴洪亮遇到了中国科学院心理学所刘正奎教授，他是做心理治愈的，在交流过程中吴洪亮看了很多教授的成果以及一些科学试验设备，于是在展览中，吴洪亮就想要做一套测试观众进入到园林中之后心里变化的程序，最终凝聚成了一个手环，观众带着手段观看完展览，手环会记录下观众心里变化数据，然后数据会转换成图像，这个想法说起来会很简单，但实施起来非常的难，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支持。

所以吴洪亮非常尊重科学家，他一个浪漫的想法需要几十人干好几个月，然后还得租用服务器以及其他的技术投入，所以在展览中运用科技，不是生生地堆砌，而是跟策展人的展览理念有关。

走进来与走出去，国际策展该如何进行？

2019年，王春辰的工作中有很多都是和海外当代艺术家打交道，不同于前两年自带流量的西方大师艺术展，2019年他策展是向中国观众介绍一些大众并不十分熟知的西方当代艺术家，比如安尼施·卡普尔、马克·奎恩、布鲁诺·瓦尔波特等。

安尼施·卡普尔《致心爱太阳的交响乐》

展览的策划，王春辰表示与中央美术学院的办学理念、学术定位有关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在建立之初，除了为教学服务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连接世界艺术让其成为中国艺术教学的窗口的平台、桥梁。对于国际艺术家的了解我们还远远不够，通过横向的比较，我们要展示正在成长的艺术家。

在谈到中国艺术家海外办展的情况时，王春辰表示，不管是策展人还是艺术家，要和国外机构保持长期的沟通和交流，尤其是独立策展人，只有不断的推介别人才知道中国有怎样的艺术家。

安尼施·卡普尔《准备成为奇特单细胞个体的截面体》

安尼施·卡普尔《准备成为奇特单细胞个体的截面体》

还有就是画廊或者艺术家的代理机构要做推荐，比如艺术家王光乐，如果没有佩斯北京的推荐，他怎么可以去到英国和纽约做展览，所以机构的推动很重要，好的画廊是真正前沿的艺术推手，也是新艺术的发动机。画廊应该怎么推艺术家，就是长期跟国外美术馆、策展人以及有交流，这是我们主动的工作，实际现在很多国内艺术家去国外做展览都是被动式的，是对方关注到之后邀请过去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主动的介入进去呢?比如我们与不同国家的机构、策展人、美术馆去接触、推介。这是一项要持续好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活动，这个就需要策展人来做工作，要积极的向国际介绍中国的艺术家，比如央美美术馆的一些展览就是这样举办的，别人主动的发邮件过来或者直接拜访，我们一般不会拒绝，这就是工作，比如卡普尔的展览也不是我们找上门去做的，是相互推动了很多年，最终觉着有机会了才做的，2020年我们会做达明赫斯特的展览，这个是我们主动联系的。

王春辰表示，我们其实是可以做很多主动的工作，走向国际不能坐等，他也经常思考，难道中国的艺术家不够资格到国外做展览吗？虽然已经有中国的艺术家去到国际做展览，但是我们的体量、面积以及广度还不够。

吴洪亮也讲到，由于我们不了解西方的美术馆和博物馆机制，以至于做了很多的无用功，比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有很多的中国藏品，但他们也很少做展览，这是因为什么？主要是没有相关的研究学者和策展人，所以我们要了解他们博物馆的情况，想办法把赞助直接给到策展人。

具体如何做，王春辰以韩国举例，比如现代集团给泰特美术馆捐赠一笔资金，然后会在设立一些岗位，让韩国的策展人或者相关人员在里面工作，这样无形当中就会给韩国艺术家创造更多地展示和推荐机会，比如K11郑志刚也会给西方很多美术馆捐赠资金，这样就可以推荐中国艺术家过去做展览，此外他也在很多美术馆担任理事，就等于有了话语权，应该有这样的工作来推动。

马克·奎恩 歧路之园

2019

材料：面包

尺寸：每件18 x 15cm（高 x 宽）

马克·奎恩 我们与星星的化学构造并无二致（MQ300）

2019

材料：布面油画

尺寸：⌀ 约300 cm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马克·奎恩个展布展现场

“办国际大师展的时候，国内策展人在策划上的创造性太低也是我们当下面临的问题。”杜曦云讲到。再具体的策划过程中，核心布展方案以及重要布展工作都是国外机构或者主办方直接派人过来，美术馆很多时候变成了为别人提供场地和资金以及材料的地方，所以接下来的发展中，国内美术馆的策展人需要在这方面加强，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提升，只有交流的程度越深入，创造性的东西才能更大程度的植入到展览中。

所以，吴洪亮补充道，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建构自己的认知体系，输出我们的价值观。

个展不要盖棺定论 对策展人要求越来越高

在2019年的策展工作中，当代艺术家的个案研究与梳理的展览也是一大亮点，在王春辰看来，研究性个展的举办非常有必要，更为重要的是，在梳理的过程中是否能够真正再读，将艺术家好像熟悉的东西重新提示出来，提供新的角度和解读，比如语言、材料、观念等等，此外还有艺术家与时代的关系，如果每次都做的差不多就没有必要再做。

还有在做展览时，王春辰强调一不要盖棺定论，也不要轻易的下结论，为艺术家是不断反复修正的。

赵能智 《蠕行》展览现场

2019年众多艺术家的个展频繁呈现，杜曦云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并且也积极的参与其中，在他看来当下个展最大的变化是策展人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尤其是在空间的运用上，对策展人的要求越来越高。

特别是在到一些作品并不是太好的情况下，布展就显得非常重要，以往策展策展人写篇文章挂挂画就行，现在对策展人的要求越来越高，非常考验策展的布展能力。

还有就是展览的呈现，往往也会伴随着大量正面或反面的讨论，以及大量话题出现，抛开展览本身不谈，这种现象其实很有意思，说明展览在不断的深化。

“我做的最有意思的展览是给90多岁的老先生林岗先生策划的展览，它开启了我工作的一个新的可能。”吴洪亮讲到。

他表示自己一直在策划二十世纪艺术家们的展览，最近自己也在寻求突破，比如今年三月份，吴洪亮策划了一场林岗的展览。林岗已经九十多岁，早年是革命者，然后去列宾美术学院学习，后来担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油画系第二工作室主任，又主持创办油画系第四工作室，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创作抽象绘画。把这道题交到吴洪亮的手上，要怎么呈现这样一位老先生的展览？

抽象艺术是回到艺术的本体，回到造型、色彩、情感。这跟林岗早年现实主义创作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最后吴洪亮就采取了一种最简单的方式：本体对本体。林岗先生晚年作品与早年作品在形、色、情绪等方面的对比和比较。展览的名字就叫“林岗：写·生”。“写”，在中国人看来是主观性的，而“写生”则是对客观的认识。“生”，既指代生命，也意指心灵的生发。当然，“生“也意味着“不熟”，“不熟”在艺术中很重要！展览空间也是在这个理念上推演出来的。一进展厅的一面墙上，一边是林岗先生早年的写生，另一边是一张他晚年的抽象作品，它们同时挂在一起。

林岗晚年为创作画大量的手稿，令人难以置信。吴洪亮和策展团队把它放大，具体化，发现林岗先生喜欢尖锐的线条，喜欢那种内在的力量，这是一个人对形的关照。“我们要找到林岗先生在艺术本体中的性格，这就是我关心的。我不认为这是片面的当代或历史。找到艺术家的核心，把他传递出来，这就是策展。”

这种展览策划方式与之前的比较注重“情感”的策划方式很不同，老东西可能也有老的意味，只是从策展人的角度这种研究的方向和途径以及展览传播输出体系，是不是还有新的可能性？

新场域策展人何为？

策展人是不是谁都可以来做？是不是策展人可以做任何展览？在面临更加广阔的场域里，策展人的工作会在未来的工作中划分领域越来越细分吗？

“时常有人问我，说王老师书法展你能策划吗？我回答说‘不能’。”王春辰讲到。在他看来，策展人并不是什么展览都能策划的，还是要在自己专注的领域里面做事情。

策展不是一个孤例和简单的工作，策展会介入到或者是参与到创作的程当中，怎么做一个伟大的展览，这里面包含的内容很多，集合了各种的知识。

费俊表示当下的策展人太少，尤其是年轻策展人，他还强调策展人的价值在中国是被低估的，当下策展人越来越要跨学科，甚至要和资本打交道等等，他举例为什么美国能够产生这么多好的科幻电影，不是说他们多会讲故事，而是有大量在某个领域里面作深度研究的导演，比如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对生物科技技术的深度研究等等，而不仅仅是把一个剧本拍成电影。这种研发和研究的深度能力，是策展人需要具备的能力。

而在吴洪亮看来，策展人的职业在未来一定是会更加细分的，策展人要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就像导演不一定是真的演员，很多导演以为自己可以演点戏，那叫做串场子，吴洪亮表示，未来中国一定是需要策展这个行业的，并且策展人越多越好，越专业越好。

作者：陈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