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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 田黄貔貅钮印
艺术自媒体/ 同古堂、 撰稿人/ 林妹妹、图/ 中贸圣佳
田黄臻品:青山白云无睡处,自分乾坤一怪民
文/ 同古堂
明末清初,山河动荡,政局亦是风雨飘摇。“甲申之变”前,朱明王朝已渐呈日薄西山之势,朝堂混乱腐败,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则此起彼伏,国力衰败。不少文人士子,为明哲保身,遁世避祸,只得寄情于山林,以书画自娱。然个中“狂放”、“狷介”之士不乏,艺坛“尚奇好异”风气益隆。
而宗鼎易祚后,故国之思犹在,黍离之悲更甚,一时间,众生百态,冷暖炎凉,尽在其中。文人或以书画艺事,寄情言志,或以此治生,为稻粱谋,其数则激增,审美亦渐多元化,“复古与创新”并行。
其中,篆刻技艺,由于愈多文人参与治印,发展颇是迅疾,焕发勃勃生机,流派也遂而纷呈,印人身份亦随之陡升。如何震、程邃、汪关、苏宣等,出入于名卿之间,声名彰显,为印坛俊杰人物。诸师,既炫赫于明季,对清代印风也影响深远,可谓大放异彩。
▲明清篆刻流派谱系表,选自邓散木编著《篆刻学》
此间,周亮工作《印人传》,以此“雕虫小技”列于艺林,并以为其气象万千,大有所为。而印人自作印谱,也蔚然成风,如何震《何雪渔印选》开印人汇集自刻印谱致先河,汪关《宝印斋印式》、苏宣《苏氏印略》等,亦汇之成册,以期行世。
然鼎革之际,文人篆刻,印文多自况之语,所隐之思想,甚是深刻,如董其昌于《学山堂印谱》序中所言“印人抒情写意,以篆刻为说法”。而周亮工所刊刻《赖古堂印谱》,高阜亦序云“今其载之谱者,皆其氏号堂庵,与其所取名言俊句,以见志适情者也。览者正不必搜其镂功之珉,言情之什,而于半圭数字间,可得周氏一家之慨矣。则谓斯谱为栎园先生家乘可也。”
▲周亮工画像,禹之鼎绘
周亮工原为明代重臣,曾率军拼死抗清,然大厦将倾,非区区可挽之。入清后又沦为贰臣,身仕新朝,于大节有亏,其心中“遗民”所思,不可谓不强烈,不甘与屈辱,在满清铁蹄下,复杂而多煎。其《赖古堂印谱》内,载有其身陷狱中,黄济叔为其所刻“又活一日”、“ 勿忘此日”二印,窥其自分必死之心。
《学山堂印谱》、《飞鸿堂印谱》与《赖古堂印谱》合称“三堂印谱”,前二谱内容则多采诗文成语,怡情适性,自著风雅可也,汪启淑也言其谱“意在万物者可以适情,游艺者亦堪畅志,故多取美辞”。
因此,相较于明末张灏合辑之《学山堂印谱》以及乾隆年间汪启淑所著《飞鸿堂印谱》,周亮工《赖古堂印谱》成于康熙初期,个中“遗民”思想迥异于其余二谱。
入仕者,如周亮工,印文可窥胜朝之悲,而同时期文人治印中,以此明志者,亦是不乏。如汪关之子汪泓,所刻者,实为其“遗民”胸次,惜不为今人所识。
▲汪泓
据考,汪关生卒约为1575-1631年,而汪泓为父捉刀治印,因此或可推断其当生于1600年左右。
清嘉道间,顾湘、顾浩伯仲辑成《小石山房印苑》,载有诸多汪泓治印,知其“遗民”、“怪民”之心。
其中,如“人臣之义忠正为高”,见其忠贞气节。
▲汪泓 篆“人臣之义忠正为高”《小石山房印苑》卷七
“江湖满地一渔翁”,知其隐士之心。
▲汪泓 篆“江湖满地一渔翁”《小石山房印苑》卷七
而所撰之“不讲道惟恐失道,不见节惟恐易节”、“命压人头不奈何”、“宁为直折剑,不作曲全钩”、“笑矣乎笑矣乎,悲矣乎悲矣乎”、“往事勿追思,追思多悲怆”、“青山白云无睡处”、“虚名但蒙寒暖间,汎爱不救邱壑辱”、“礼失则昏,名失则愆”、“此辈宜束之高阁”、“储泪一升悲世事”、“位极人臣者身危”等,皆可见汪泓以道义为先,又饱有气骨,有“遗民”之高洁。
汪泓另篆有“自分乾坤一怪民”,正契其行事之风。
▲汪泓 篆“自分乾坤一怪民”
据《印人传》所载“吴人传汪氏父子皆不羁,而宏度尤风流自命。得钱不为人奏刀,必散之粉黛,散尽冀复得钱,始为人作,然作又随手尽,以此有大小痴之号。”
此外,其父汪关与王时敏、钱谦益等“大节有亏”之人皆相交甚契。入清后,王时敏《西庐诗草》中,曾诗云“窃录五朝叨法从,偷生七十愧遗民”,料想汪泓对此,应心中感触颇深。
所以,乱世之中,汪泓行止不羁,自称“怪民”,然其曾篆有“知我当时自有人”、“樵期多独往”、“在家出家”、“索云作衣裘”,此方为其“遁世避祸”真实心境。
汪泓所篆闲章,其语多为自撰,未见出处,此“自分乾坤一怪民”即为实例。无独有偶,中贸圣佳25周年春拍中,亦征得一件约莫相同时期,同样印文的寿山田黄貔貅钮印章,未知与汪泓是否有关联,暂不可考。
▲清初 田黄貔貅钮印
重:81g
印文:自分乾坤一怪民
来源:鸿池男爵家旧藏
▲清初 田黄貔貅钮印 印面
仅以材质而言,此田黄石貔貅钮印章,为寿山田黄石中之上品。其色纯正明黄,包浆浓郁油亮,质地可人,细腻莹润,抚之则温嫩无比,可谓通透灵动,宝气十足。萝卜丝纹则清晰可见,蕴于肌理之下,匀澈动人,田黄特征明显。
而裁制为章,亦是规矩有度,印身光素典雅,顶端作貔貅古兽钮,半蹲而回首,造型朴茂,古意盎然,线条刚劲威猛,双目圆睁,须麟宛然,威严之余又显静穆之态,形神兼备也。置之案头,祥气丛生,为难得之文房佳器。
貔貅,凶猛瑞兽也,古时分一角及两角,一角者为“天禄”,两角则称之“辟邪”。后多以一角造型为主。在南方,称其为“貔貅”,而北方则依然称为“辟邪”。古时用以比喻勇猛之战士,今人多寓之为招财、守财神兽。
▲清初 田黄貔貅钮印
明末清初,依附于篆刻的印石雕刻也有长足进步,技法日臻完美,佳作频出。其中杨玉璇与周尚均所制印纽,有鬼斧神工之慨,深受青睐,各领风骚,被誉为雕刻史巨擘人物。
以杨玉璇为例,周亮工《闽小纪》载其“能以寸许琥珀作玲珑准提,毫发毕露,见者惊奇。”,《印人传》中又言“漳浦杨玉璇,名玑,工制纽,被誉为绝技,唯玉璇年七十余矣。”
清初,学者高兆《观石录》亦载“杨璇作纽者八九,韩马、戴牛、包虎出匣,森森向人,盘礴尽致,出色绘事。”
▲杨玉璇作田黄石卧虎 故宫博物院藏
▲杨玉璇作田黄石狮钮印章 故宫博物院藏
▲杨玉璇作田黄石瑞狮纸镇
杨玉璇的瑞兽作品,有皇家威严之象,其以最简洁之线条,又融物形与动态把握,造型、动作自然生动,肢体强健有力,细节处则多勾勒纹饰,精微绝妙,动物的毛发也呈现出一种工笔画式的规整、精巧。
而庄重饱满,细致写实之余,其瑞兽神态亦富典雅及静穆之神韵,其以繁琐、老辣的刀法,折射出一种若“宠物般”被驯服的精神状态,并未见古兽原有之野性和雄风掠宇。
此田黄貔貅钮印,即有颇多相似之处,知其雕刻技艺亦是精湛、高超,当出自名家手笔,远胜寻常馆肆之作。
神形兼备,静立肃穆
▲清初 田黄貔貅钮印 细节图
毛发开丝,细腻工整
▲清初 田黄貔貅钮印 细节图
勾勒纹饰,精细入微
▲清初 田黄貔貅钮印 细节图
筋骨遒劲,朴茂兼施
▲清初 田黄貔貅钮印 细节图
而文人治印,除篆刻的印面疏朗布局,刀劈斧凿外,因印章渐为文房陈列佳制,故对其雕刻及材质,也要求益高。
如汪泓篆“白发向人羞折腰”章,材质为寿山石,印钮作童子牧牛,童子欲攀爬牛背,牛则半屈肢体,甚具张力,颇有玩耍嬉闹之逸趣。
▲汪泓 篆“白发向人羞折腰”,寿山石童子牧牛钮,故宫博物院藏
▲汪泓 篆“白发向人羞折腰”印面,寿山石童子牧牛钮,故宫博物院藏
此印相对汪泓早期的篆刻,灵动略逊,而以规整风貌示人,文字笔势硬折,中含险峭,略有凿刻之意。整体布局则均匀,印文力求对称,密而不繁。
▲清初 田黄貔貅钮印 印面
而“田黄貔貅钮印”,印文“自分乾坤一怪民”印面布局亦是适宜,刀法平和雅正,疏密有致,有书卷气。“乾”、“民”二字中,部分横划作弯曲处理,更为秀美。印面未作残损处理,然点画处有“焊接点”,线条起始处、出锋处则偶见笔断意连,可谓古意盎然。
▲清初 田黄貔貅钮印 印面
汪泓之父汪关,首创点画处较为粗厚的“焊接点”,此后林皋得其精髓。此印篆刻或为其一脉,暂不可知。
此外,在杨坤辉《寿山石雕宗师杨玉璇福州之行原因初探》文中,曾考据杨玉璇生于1600年左右,而此与汪泓年岁相当,为同辈之人。
彼时,雕刻虽依附于篆刻,然已备受重视,汪泓所篆“白发向人羞折腰”,印纽甚佳,而《印人传》卷三,周亮工《书王文安图章前》有言“乃文安独留心图章,似极醉心于元方、令和,两君子甚爱之,更留心于制钮,与漳浦楊玉璿、毗陵张鹤千齐名”。也可窥知。
另《书丘令和印章前》,也载“辛卯春,予托从兄禹图走吴门市佳玉,命周尔森父子尽仿汉玉作纽。”,《书林晋白印章前》,亦述“意到神来时,目乃不知有晶,往往多惊坏其钮,坏则匿之,辄出囊中钱,易他晶以偿。予知之独不令偿,曰无钮更自佳,但须平其倾欹,雅胜钮也”,对印纽也有论及。
▲清初 田黄貔貅钮印
篆刻、雕刻大兴,印材品类也渐至繁多,其中印石之首,自然非“寿山田黄石”莫属。清人施鸿保在《闽杂记》 中记载“明末时有担谷入城者,以黄石压一边,曹节愍公见而奇赏之,遂著于时”,此关于田黄石的故事,广为流传。
明人谢肇淛,官至广西右布政使,其著《福州府志》关于寿山石也有记载,又赋诗《游寿山寺》以咏之,另作《游寿山、九峰、芙蓉诸山记》,其《小草集》又评介寿山石品种,”艾绿第一,丹砂次之,羊脂,瓜瓤红又次之,非艾叶绿为第一”,可见明末清初时期,寿山石已声著于时。
此后高兆《观石录》、毛奇龄《后观石录》、汴鳌《寿山石记》等皆有所载,尤是《后观石录》将寿山石以三坑分之,田坑第一,甚是系统, 又“每得一田石,辄转相传玩,顾视珍惜,虽盛势强力不能夺”,印石文化内涵凭增。
而“石帝”田黄石,石质温润细洁凝腻,蕴有“六德”,兼之无根而璞,无脉可寻,得者视为至宝,稀有而见珍。且其入帝王梦境,古人又崇尚黄色,契合阴阳五行之说,黄色本为大地自然之色,亘古不易,此喻“天德“,故视为君权之征,以致价与金玉相埒,极为珍昂。
▲清初 田黄貔貅钮印
田黄石材积多不盈两,裁制为章,又极易漏白或出现杂质、裂格等诸多不确定因素。此印重达81克,色泽均匀,质地尤佳,特征开门,又为规矩印章形制,兼之良工佳篆,百不得一也。
明代文学家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中有言明末万历年间士大夫已“类多嗜奇”、“搜古以供好奇”,所以及至鼎革之际,时风更甚矣,此于印坛也可窥知。
周亮工之子周在延《赖古堂印谱》跋文中,即曾说“因忆先子虽不能为印,然每得一石,或胸有数字,则几经揆度,俾配合混融,点画无间,字与石相称而后安焉,否则数易之。有句云:得款频相就,低崇惬所宜,盖实录也。故与宾客杂坐,酒阑灯,谈及篆籀,反复精神,百折不穷,人各饱所未闻。虽数十年以此名家者,使之略述颠末,皆叹为弗及也。”,可见旧时文人士大夫对于印章之痴,今人弗及也。
当年,溥仪被奉系军阀冯玉祥“逼宫”离开紫禁城前,也只贴身携带“田黄石三联章”,亦足窥其之稀珍。
此外,田黄貔貅钮印章,印钮雕刻精细为难得可赏玩者,而印文“自分乾坤一怪民”,不论是何人所篆,皆是其“遗民”之思,也知彼时“尚异求奇”之风,应是文人珍玩,不可等闲视之。
印石专场,另有其余佳制,不一而足。
参考资料:
朱天曙:极目之玩——明末清初的文人印章风气;王者利:社会变革下的明末清初文人篆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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