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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阿姆斯特丹拥挤破败的约旦区长大的,那里垃圾成堆,老鼠横行,房屋一间挤着一间。那时候,父亲已经破产,带着我们在这里艰难度日。他曾经是这个城市最辉煌的艺术家,市政府和土豪们的订单络绎不绝。他在富人区买下了最豪华的屋子,用来自各殖民地的丰饶的收藏品堆满了房间,花天酒地,挥霍无度。据说我四岁之前住在这里,但是父亲的事业巅峰与我无关。从我记事开始,我就知道我是鼠疫之女,罪与罚的证据,一个无法洗净的污点。
1663 年,我的母亲——父亲的情人(他们厮守多年而始终没有结婚),伟大的《入浴的拔士巴》的模特儿,死于阿姆斯特丹那场夺走了9000 人生命的鼠疫。母亲的坟墓是父亲租来的,因为父亲已经没有钱再支付一块墓地。他连前妻萨斯基娅的墓地也已经在一年前卖给了守墓人。
阿姆斯特丹的时尚已经改变,父亲的学生们都改画光鲜的佛兰德斯巴洛克风格了。父亲的画面越来越黑暗。总有一道金色的光,像刀剑一样砍进无奈的人间。他越来越沉默,再没有人来下订单,他让自己浸没在门洞深处的幽暗中,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画着自画像,笔触越来越粗野、悲伤。
父亲去世的那年,我15 岁,我的异母哥哥蒂托斯在此前一年死去。父亲埋在西教堂的公墓里,我甚至付不起一块墓碑的费用。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拿起笔,想要为父亲画一块墓碑。却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在笔下的,总是一头鹿。它年轻,敏感,惊恐地发抖。
我更想像那个叫委拉斯开兹的西班牙人那样,画出华丽的色彩。但是父亲的幽暗,和那道金色的光,始终追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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