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的艺术圈，虽未必精彩，但一直热闹，大大小小的展览层出不穷。以出发点而言，展览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以资源为中心的展览，即策展人根据人脉关系、交际圈层和各类身份组织策划的展览；另一种，则是针对某个问题，围绕探讨、解决这个问题而产生的展览。在我看来，光年艺术文献研究中心近期策划的《记忆、语言和纪念碑——刻写研究展》无疑属于后者。

书写的背后是文字，而文字可以说是人类文化最伟大的创造，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告别蒙昧的最直接的标志，因此文字从产生之日起就受到人类的重视。在世界文明史上，产生于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圣书文字与黄河流域的汉字，是世界公认的三大古典文字。

在最初产生文字的几个国家里，都不同程度的出现过崇拜文字的现象。随着社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很多文明逐渐视文字为一种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失去使人敬畏的理由。但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里，这种逐渐形成的尊字意识却长期存在了下来，汉字始终占据着一个让人顶礼膜拜的位置。清代孙光祖在《六书缘起》里说到，“黄帝史仓颉，生而神灵，仰观俯察，始作书契。上古无笔墨，以竹沾漆，书于竹简，上隆下削，形如蝌蚪…”。中国这种奇特文化现象的表现及其长期存在的原因，关系到社会政治、民俗、文化、汉字等方面的内容，值得人们去探讨。

纪念碑一直是古代西方艺术史的核心关键词之一：从埃及的金字塔到希腊的雅典卫城，从罗马的万神殿到中世纪教堂，这些体积庞大、集建筑、雕塑和绘画于一身的宗教性和纪念性建构，最集中地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视觉形式的追求和为此付出的代价，但在中国文化中难能一见。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巫鸿先生从实体的纪念碑中提炼出“纪念碑性”，这一特性就不应当再受其物质性的一面约束，他搜集了纪念碑性质的艺术品，相互之间不存在一望可知的“血缘”关系，而以某种“象征形式”的理论将之维系。

展览现场

在我看来，巫鸿先生在论证纪念碑性的时候，以上古礼器、画像石等资料为佐证，而忽略了汉字本身，就因为其神圣文本的意义而被天然赋予了“纪念碑性”，从甲骨文到汉唐的石碑，古代中国的文化认同建立在长期“书同文”基础上的文字与经典文本之上，而不是只存在文物实体中。

在中国古代文字崇拜现象中，人们认为汉字是由不同凡俗的神所造，使汉字具有了一种神秘色彩。而汉字也不仅是一种书写符号系统，还具有高高在上的神圣尊严性和奇异有灵的神秘特异性。汉字的功能除了记录汉语外，由于对它的崇拜而把它用作其它方面，汉字便被赋予了许多超自然的功能，如预测功能、神异功能、美饰功能等。这种寓于汉字之中的神性，我以为就是汉字的“纪念碑性”。日本汉学家白川静先生也曾经说过， 汉字是一座从神话时代向历史的黎明期转变过程中的生活纪念碑。

曾经和石虎先生就现代书法有过一次对谈，关于汉字书写的未来，石虎先生曾经提出“两个回到”，即回到造字之初和回到造笔之初。书写，乃至刻写，是有根的。所有脱离了“字象”思维和六书精神的创新，永远站不住脚。但是，如何在理论上梳理其中的脉络，在实践上找到前行的基石，需要我们提出真正的问题并且解决它。在构建世界的符号、刻画、纹象中，找到线的逻辑，我猜想，这正是光年的初心。

陈量、阎海军、何效义三位艺术家，从世界三大古典文字的搜集整理开始，逐步拓展至中古文字，旁及道家符箓、扶乩书写、陶文刻画等民间刻写，最终与经典书写合流。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以人类的基本意识为基点，从形象和理论的角度，发现文字背后涉及的宗教和文化记忆，由此寻觅“造字之初”的线索。另外，通过汉字中“纪念碑性”的流变与演进，从早期文字符号，到三代古文字，再到今天随处可见的民间民俗字（剪纸、甲马、木雕），找到神圣文本与世俗阅读的转变与内在逻辑，回到“造笔之初”，由此落实到当下的书写与刻写中。

展览看后，最大的感触，光年的艺术家们，在用自己的研究和实践，回答着一个真问题。

部分作品：

陈量作品：

关于展览exhibition：

“记忆、语言和纪念碑”刻写研究展Memory, Language and MonumentExhibition of Research on Inscribing
展期｜TIME2020.12.22-2021.04.25
主办单位｜ORGANIZER光年艺术文献研究中心China Lightyear Art Document Agency (Xi'an)

（文图资料：艺术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