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在树杈上扭曲的时钟、盘绕的脖颈与亲吻中的恋人、画板上漂浮的烟斗……说到这些意象，或许会使人想起超现实主义艺术的那些梦游般的瞬间。

但是，在欣赏超现实主义艺术的同时，我们或许会对它产生一些误解。比如“超现实主义是一种来自欧洲的艺术风格”，又或者“超现实主义艺术就是一种完全依靠想象的艺术”。

这些观点暂且不谈。

在当下，无论是在创作、欣赏艺术的时候，还是在更广泛的生活中，我们都对思想的自由与开放习以为常。

那么，你是否曾经思考过，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人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以上种种问题，或许可以到位于英国伦敦的泰特现代美术馆寻找答案。

泰特现代美术馆"超越国界的超现实主义"展览现场©泰特现代美术馆。照片由Sonal Bakrania拍摄，图片由泰特现代美术馆提供。

2022年2月24日开幕的《超越国界的超现实主义》大展，由泰特现代美术馆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共同组织。在去年已经受到纽约市民欢迎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大展，将给英国民众带来持续6个月的超越现实、跨越国界的艺术体验。

Mayo《棍子和石头》1937年

Kunstsammlung Nordrhein-Westfalen (Düsseldorf, Germany) © DACS, 2022

本次展览围绕超现实主义艺术的跨国性特征，展出了150多件作品，其中有不少作品从未在英国展出。从绘画到雕塑、摄影、电影，展览探索了各个区域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如何在一个共同的理想中创作与思考，并展现他们相互关联的网络。

超现实与非理性

曾经很多人认为，只要一件作品是幻想的、不实在的、奇怪的，就是超现实主义。然而放眼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时期，有不少作品同样不符合“当代人”常理，但那些却不能当成是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因为“超现实主义”在它的推崇者们看来并不是一种风格，而极有可能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

Antonio Berni《酒店的兰杜》1938年

图片来源：阿根廷虚拟艺术中心

这一状态在普通人看来也许是无法理解的，因为它似乎太接近传统意义上的“疯癫”。超现实主义者们也承认，他们的创作动机并不来源于实现心灵的愉悦、满足物质方面的兴趣、达成艺术成就的快感，而是源自于一种控制不住的念想——每个人心中无法压制的欲望，一种想要将埋藏在潜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东西呐喊出来的需求。

“自动书写”就是释放欲望的绝佳方式。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文字组成了现代概念中的诗，不带立场，没有意义，但却找到了文学与其他文字艺术的边界，让文字就仅仅是文字。

同样的，当他们将潜意识投射到画布上或装置中时，就会呈现出抽象而荒诞的视觉效果。

Salvador Dalí 《龙虾电话》1938年

Tate© Salvador Dali, Gala-Salvador Dali Foundation/DACS, London 2022

除了“自动绘画”以外，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用拼贴或挪移的方式，把一件事物从其原有语境中抽离，并放置在一个与它毫不相关的场景中，再进一步地消解它的实用价值，让它完全变成一个只为视觉效果服务的“物”而存在。

Leonora Carrington 《自画像》1937-1938年

Pierre and Maria-Gaetana Matisse Collection from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2002. © Estate of Leonora Carrington/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2022. Photo ©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Image courtesy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超现实主义艺术与当时的社会看上去有些格格不入。在以理性、科学为标杆的社会思潮中，它选择了一条非理性、非实用性的道路，并对人的自身精神展开探讨。

而这是因为在西欧，一切的现代政治和思想观念都是由启蒙运动构建的，科学、经验知识和理性一方面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欧洲帝国扩张的意图。而对于超现实主义者们而言，应该拒绝后者，并将心灵从中解放。因此，他们通过这些非理性的图像挑战原有的“秩序”。

Helen Lundeberg《植物和动物的类比》1933–1934年

The Buck Collection at the UCI Institute and Museum for California Art (California, US) © The Feitelson/Lundeberg Art Foundation.

超现实主义者们的理想世界

“超现实主义”在它诞生之初就有着一种革命的意味。它试图通过文学、绘画、电影来改变社会思想。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大行其道的20世纪初，超现实主义者们大多也都是反帝国主义者和反殖民主义者，他们试图用艺术运动的方式去击碎他们所反对之物。

在本次展览中展出了与此相关的多件作品。

"Le monde au temps des surréalistes"（超现实主义者时代的世界），来自Variétés（布鲁塞尔），超现实主义特别号，1929年6月泰特图书馆

如展览入口处被放大展示的《超现实主义时代的世界》，重新构造出了新的世界格局。超现实主义者尝试挑战地图原有的地缘政治内涵，并将太平洋诸岛屿放置在了地图的中心位置。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作者还抹去了地图上的殖民国家，表达了他对两者的排斥。

Ramses Younan 《无题》1939年

Sheikh Hassan M. A. Al-Thani © Estate of Ramses Younan

除了重构世界的想象以外，来自欧洲的超现实主义者们对非洲、大洋洲和美洲的原住民艺术产生了非同寻常的认同感，并积极地将原住民艺术品纳入收藏或在超现实主义展览中展出。

他们认为原住民艺术与他们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如出一辙，因为他们在原住民艺术中感受到原住民们对世界有着诗一般的认识，并且原住民总是利用自己之所见来表达他们独特的感知。

狭长锣鼓的顶饰

The Michael C. Rockefeller Memorial Collection, Bequest of Nelson A. Rockefeller, 1979 (1979.206.1571)

而事实上，超现实主义艺术虽然是“超现实”的，但并非凭空捏造和想象。正如精神分析学说认为人的梦境、潜意识都与现实无法分割一样，与“现代西方文明”存在区隔的原住民们，在一种非现代文明的认知下，通过那些造型奇特的手工物品表达了自身对现实世界的感知。

但是，超现实主义者们对原住民艺术的推崇，似乎仍然受到文化殖民主义意识的建构与影响。因为这些作品仍然处于欧洲现代文明所搭建出的审美体系内，但却又被剥夺了制造者、当地的文化背景所赋予它们的原始意义。

然而即便如此，当超现实主义者们关注到这个世界以不公平的方式对待原住民时，他们仍然用自己的方式与世界抗争，并努力实现他们的理想。

也正是因为这种理想，超现实主义们从世界的各个角落诞生，并在逐渐汇合。

跨越国界的集体创作

与许多“孤狼”艺术家不同，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更加擅长合作。在不同的时间、世界各国的不同地点，都能看到这些艺术家们的集体展览、共同撰写的宣言和声明，他们通过这些行动广泛分享和传播艺术、政治和社会价值观念。

例如超现实主义者们在早期组建的“超现实主义研究室”，它的成员之一是现在依然对世界有着深刻影响的安德列·布勒东，他的《超现实主义宣言》流传十分广泛。在这样的场所中，成员们收集超现实的梦境故事、记录一些新发现以及偶然事件。这一场所也十分欢迎来自各地的来访者们，成员们在这里接待他们，与他们交流思想。

Marko Ristić 《精致的尸体第11号》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Belgrade, Legacy of Marko Ristić, donated by Ševa and Mara Ristić

他们也非常擅长集体创作。展览中展出的多件《精致的尸体》作品可以为此证明。这些系列画作由一个参与者绘制一个形状，他们会在折叠好纸张后传递给下一个人，而后者只能看到被折叠后的图案末端，并在此之上继续他的创作。这些集体创作促进了超现实主义者们的交流，甚至形成了一个跨地域甚至跨国的思想网格。

同时，因为超现实主义对社会具有的积极意义，它的追随者开始变多了。以布勒东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者们在全球举办了多场超现实主义展览、讲座，而全球范围内各个地区也出现了对超现实主义的不同需求。

古贺春江《大海》1929年

The National Museum of Modern Art, Tokyo. Photo: MOMAT/DNPartcom

日本的一部分前卫艺术家们欣然地拥抱了超现实主义，但他们根据本国的需求，更改了一部分超现实主义的内涵。而在中国，也有一个美术社团悄然加入了这场全球性的艺术思潮，诞生于1935年的中华独立美术协会以《艺风》杂志为阵地，向中国民众介绍超现实主义思想，并在广州和上海举办了三次相关展览。

​《艺风》第三卷第10期封面 1935年10月

结语

泰特现代美术馆的《超越国界的超现实主义》展，用大量作品充分阐述了超现实主义精神及其具备的国际性。或许看完这场展览后，人们不仅能够了解20世纪前卫美术思潮的全球流动，还能够得到这些艺术家前辈的经验，并以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追忆过去、反思当下、憧憬未来。

作者：陈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