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于纲：凉灯二十年”展览正在美仑美术馆展出。该展览由著名策展人盛葳策划，分成“集”“寨”“家”三个部分，展出了黄于纲在凉灯潜心创作的约125件作品，既是黄于纲对自己艺术创作的一个阶段梳理，也是回望凉灯的过往，以期看到一个寻常却又意义深远的世界。展览开幕当天，“黄于纲：凉灯二十年研讨会”在二楼展厅召开，10余位嘉宾围坐在村民龙求全家的废墟之上，围绕黄于纲的艺术以及黄于纲与凉灯的关系展开深入探讨。

去年腊月一场大火让龙求全的家化为乌有，展览将废墟“搬”进了展厅。策展人盛葳担任本次研讨会主持，他表示：“这既是艺术，也是现实，提供了一个语境更好的进入到黄于纲、龙求全和凉灯的世界。”

研讨会主持：

盛葳（中国美协策展委员会副秘书长、《美术》杂志副主编）

研讨会嘉宾：

湖南出版集团原董事长、当代文艺评论家、作家龚曙光

湖北美术馆馆长冀少峰

广州美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教授胡斌

湖南省美协原副主席邹建平

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秘书长，湖南师大美术学院教授杨卫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卢文超

四川美院教授屈波

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副秘书长段君

批评家、独立策展人郭赟

批评家、独立策展人袁霆轩

北京大学“现代艺术档案”工作组成员王婧思

湖南美术出版社社长黄啸

艺术家黄于纲

王婧思在黄于纲2019年个展“凉灯：那块田里长出来画”中担任执行策展人。她因展览而与黄于纲和凉灯相识，并在后来的项目中持续关注。王婧思表示，这一系列的过程带给她两方面的启示：“一方面，这块田本身蕴涵了太多东西和情感，可以算作某种程度上的艺术品。但这里的艺术性并不在于泥土的材料、形态或者其他方面，而是随着它从凉灯到北京、又从北京回到凉灯的转运过程而生成的——整个过程凝聚了非常多的劳动、情感和关系；另一方面，今天看到现场对我很大的震撼和感受是，我们如何用一种持续性的时间视角去看待整个的事情。一场展览的发生可能只是一个当下的事件，但它绝不仅仅是一个事件，更是有它自己的前因和后果，勾连着各种各样的真实的人和关系。可能包括这次展览也是一样，它就像一颗种子，即便在结束之后也会自己生长，作为存在于时空当中的一个持续性的过程而一直在发展和变化。”

邹建平在本次展览之前已经去凉灯实地考察，并为黄于纲写了一篇题为《黑暗中的苦工》文章。在邹建平看来，湖南中青年艺术家有北渡南归迁移的历程，但黄于纲则是反其道而行，往更偏远的湘西凉灯西去，这种出走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去历炼，正是他对这片土地的社会学意义以及在地考证，而不单单是情感。20年是个礼程碑也是未来的一个新的起点。邹建平认为黄于纲作品的意义，如果单从绘画艺术上去表现，其作品意义是单薄而缺乏阐释意义的，它应从整体看待，从社会学、乡村变迁和实地考证。

邹建平认为在评价黄于纲的艺术应注意三点：一是注重原始朴拙的原生态绘画形态。忽略这一点，便失去了一种对凉灯的表达意义；其二是用“文字写生”和“绘画写生”相结合；其三是再造现场。邹建平表示，黄于纲作为一个忠实的纪录者，用绘画和文字结合的一种社会学调查视野，将凉灯这块土地不变的和变的都记载在每一个字、每一段话、每一个笔触里面。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叙事过程，让我们感觉黄于纲在凉灯所经历的二十年风风雨雨。再过二十年，黄于纲怎么发展？他对湖南的美术界提示了很多重要的经验。

冀少峰认为本次展览具备当代艺术两个属性：一个是事件性，一个是颠覆性。将这样一个展览搬到美术馆，作品引起公共话题，这是一个艺术家、美术馆、策展人共谋的一个展览。在冀少峰看来，黄于纲的凉灯二十年，和社会思潮涌动有密切关联，比如乡村振兴战略。像这种例子，川美焦兴涛早在几年前也有做过。黄于纲对于凉灯来讲有启蒙和觉醒的作用，他带去了文化、艺术和思考，使凉灯充满了人文关怀又引起了关注，而且这个作品部分被策展人盛威带到了武汉双年展，让这个话题进入了全球化的语境当中。从黄于纲的作品当中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艺术扎根人民、艺术服务于人民、艺术创作根植于人民。同时冀少峰对于黄于纲今后的艺术发展方向也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这个二十年已经很有意义了。北京展览是一个阶段，这个展览又是一个阶段，做完这个展览下一步怎么做？坚守固然能够带来一定的成功，但是对于艺术来讲还是要走出来，只有走出来才能赢得更广阔的天空。”

杨卫几乎参加了黄于纲的所有展览，并在其中两次展览中担任策划。杨卫在发言中回忆了与黄于纲的相遇，表示在第一次看到其作品时就被作品中散发的气息打动。杨卫认为，黄于纲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从中心跑到那么偏僻的凉灯并自发地跟当地发生这种生命的联系。在全球化浪潮中，这种背道而驰的行为，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张力，值得学术界关注和研究；黄于纲的艺术是整体艺术，同时提炼出了一种独特的视觉语言，激活了一种被当代艺术界抛弃或遗忘的语言方式：就是视觉形态上很土，很拧巴，很沉重，像回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种属于“乡土绘画”、“知青绘画”中所特有的东西，许多当代艺术家都认为是一种过时的语言，但是在黄于纲这里又被激活了。

杨卫认为，这个展览是黄于纲艺术人生中的一个节点性展览，既是对原来二十年凉灯的一个总结，也是对他之前艺术人生的一个总结。他建议黄于纲今后应该更加侧重于对语言本身的提炼。“其实，黄于纲探索的这个艺术方向，艺术界还有一些人在努力，比如已经去世的忻东旺，比如河南的段正渠、段建伟、王刚等等。黄于纲作为更年轻一代，不仅承接了这些前辈艺术家的文脉，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在凉灯二十年的积累打下一个坚实的语言基础，丰富和拓展了这种可能性。希望黄于纲能够把自己的语言更加打开，提炼出来的语言不仅仅只是描述凉灯，还可以描绘所有的生命形态。”

在龚曙光看来，黄于纲走的路跟别人不一样，是当代美术界少有的一个逆行画家，所以要把他作为一个有标本意义的个案来讨论。如果纯粹的从当代艺术的走向去讨论黄于纲，意义不大。龚曙光认为，黄于纲必须把这个展览做成一个总结性、了结性展览：“从我的内心来讲，我觉得黄于纲既是困守凉灯二十年，也是一种艺术困局的二十年。黄于纲应该要从追求作品情感的震撼性，向追求艺术形式的震撼性转移。到目前为止，黄于纲对我们，尤其是对普通受众的震撼，来自于他的情感震撼。”龚曙光建议黄于纲以凉灯为基础，把对于社会现实或社会变迁的记录，变为对自己个人经验或人生理解的记录，以寻求更多突破。

段君参加了黄于纲的三次展览，并对于黄于纲文字中的细节印象深刻。在段君看来，黄于纲的作品中存在着一种浪漫感：“我们没有去过凉灯的人，无法感受到在当地长期生活的困苦，否则浪漫感会消失，但是当隔着生活的距离去看黄于纲画面的时候，包括他的文字对每一个人具体的描述，以及他自己在那里的生活，这都是很浪漫的感觉，甚至很诱发人想去那里体验。”段君认为，目前国内外的很多乡建项目单方面干涉了乡里、村里的人，他们不一定接受当代艺术，有时候还引起当地老乡村民的反感。而黄于纲对乡村是一种真正的关怀，能够跟他们融为一体，包括他把田地运到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把残屋运到湖南美术出版社美仑美术馆，他没有把凉灯的老乡和田地当作材料来使用，他请老乡们亲身参与，甚至花钱把田地从北京运回村里，这都是对当地人的尊重。就研讨会中产生分歧的问题——黄于纲今后是否继续做凉灯的题材？段君认为，即便黄于纲以后不再做了，这二十年对他自己来说已经足够。

郭贇从“凉灯：黄于纲的一件作品”开始关注黄于纲，并在去年参与到黄于纲的深圳个展中。就像杨卫把黄于纲在凉灯的行为当做一个艺术行动一样，郭贇也认为，黄于纲的作品不仅仅只是绘画，而是所有的行为，所有的一切，甚至包括研讨会、展览现场、观众以及开幕式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他的艺术，构成了他艺术的整体。郭贇分别从绘画和文字两个方面对黄于纲的艺术进行评价，并表示黄于纲的作品给他的最大触动，是黄于纲对生命的热情，对生活的热情，以及对艺术的热情。他对所感触到的一切和所认知到的一切饱有生活的热情，并且这种热情传递到了他的绘画当中去，成为他绘画中最重要的张力来源。

郭赟认为，与博伊斯提出的艺术积极改造社会不同，黄于纲只是在生活，行为带来了某些改变，正是他的艺术所具备的力量。现代艺术或当代艺术都在观照大环境，似乎大趋势上都在追寻某种艺术上的政治正确，农村问题成为了某种过时的过去式。黄于纲的艺术作品、远离城市的行为以及通过艺术展览把农村带入城市的过程等等所有一切消解了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在反诘现实，我们试图去寻找的那些诸众向往的桃花源，恰恰是黄于纲在风轻云淡当中构建的异乡。

袁霆轩在发言中表示，黄于纲陆续做了很多次展览，留下来的都是很多事件性的印象：他这些展览总在尝试使用把凉灯现场置于展览现场，通过现场再造，完成从展览通道呈现凉灯村现场的方式。袁霆轩认为，黄于纲所做的作品从视觉表达方式上，还是他的展览形态方式上，都带有黄于纲式的对艺术体系的挑衅和破坏的意图——他没有使用通常意义上较为常见的当代艺术方法论去做作品，这种作品呈现是于纲有意为之的。

“我不相信毕业于中央美院的黄于纲不知道作品怎么“当代化”，他只是选择了一种并非“坏画”、但是去创作着一种反当下图式的陈旧感图像——也包括了今天的讨论会现场——这些方式某种意义上都是黄于纲逻辑中对通常艺术规则的挑衅。”袁霆轩对黄于纲的突围意图表示认可。袁霆轩表示，他能深切体会到黄于纲对凉灯以及在凉灯的每一个具体的人的悲悯感，就像黄于纲在每次聚会时候悲怆高歌，都非常激动人心。同时，他希望在谈论艺术本身时，能更加清晰地、进一步了解黄于纲的艺术的细节。

胡斌在发言中表示，他发现黄于纲是特别不想被归类、不想被定义的一名艺术家。而展览的题目叫做《凉灯二十年》也没有定性，只有一个时间的维度，或者说时间的长度就是它要彰显的重要方面。胡斌将黄于纲的艺术分别归类到社会参与式艺术和整体性艺术进行分析，均有明显不同：按照社会参与式艺术的习惯做法，扎根凉灯的行动会跟边缘、少数民族有关，这样更容易引起高度关注。而黄于纲与之形成强烈的反差，他就是把对凉灯生活的一些观感非常朴实地体现出来；整体性艺术中的雕塑或者绘画本身的特性是被忽视的，但黄于纲却分明很迷恋这些。雕塑人物造型简括而生动，有如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一般，绘画带有一种粗粝的绘画性，又可以看到一个近乎围绕某个主题的纯绘画、雕塑的展览；第三个，从整体性艺术的角度来说，黄于纲的方式跟其他艺术家也有所不同。他不是去构建一个观念，而是他将对这个地方的多方面感受以多种媒介方式传达出来，并不强调形式变革和观念变革，就如他自己所说的“这就是他的生活”一样。

在胡斌看来，黄于纲项目最值得重视的方面在于，在我们现在日益固化的阶层里面，黄于纲这样一种表达其实会促进我们去反思阶层的问题，或者说让我们对于中心与边缘至少能够产生视觉或者心理上的某种勾连。“原来我们学校美术馆做过一个项目，邀请全国艺术家去考察珠三角的工厂以及农村，不是采风写生，而是希望打破阶层之间的壁垒。艺术家也是一个固化的阶层，怎么打开视野是一个问题。美术馆不是与现实相隔绝的，来到美术馆的观众看到这个，从而意识到我们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现场。当然，黄于纲如何来回答他将关于“凉灯”的体验搬到美术馆的缘由，我并不十分肯定地知道，但是，我觉得，这值得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那样一段生活应该以什么方式在美术馆出场？它的意义在于造成了不同阶层的一定程度的认知，但它的方式以及带来的启示和启发是什么，还需要更多的提问。”

屈波用三个词表述对黄于纲以及这场展览的看法：看见、比较、走出。“先说看见。中国现代美术有一段走向西部的历史，很多艺术家在本土西行。黄于纲不是油画系毕业的，但是他的画让我想到当年走向西部一代人中的吴作人，吴作人从欧洲留学归来，整体上看来色彩比较华丽，但在西部写生时，就特别纯朴，这一点跟黄于纲今天呈现在展厅里的作品有某种类似的地方。陈白一表现了他眼中的苗族地区，他看到了苗族地区的某一个侧面，黄于纲也看到了他自己眼中的苗族人。”屈波将黄于纲的凉灯20年与羊磴艺术合作社进行了比较。两个地方都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普通少数民族地区的小村镇，羊蹬在十多年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屈波表示，通过展览呈现了黄于纲眼中的凉灯，他希望能看到凉灯人眼中的黄于纲，并建议凉灯人参与到黄于纲的艺术表达中来。

卢文超主要从事艺术社会学研究。在他看来，黄于纲在创作过程中具有一种社会学倾向，但与社会学家有所不同：“首先，艺术作品中的社会元素非常多，整个展览表现得是凉灯的柴米油盐、赶集丧葬等，是对当地社会现象的描绘。黄于纲还采用了社会调查的方法，有调查问卷等，将社会学方法融入了创作过程。与此同时，黄于纲的创作在两点上与社会学家有所不同，这也是艺术家的独特之处：第一是媒介。社会学家用语言文字传达观念，艺术家则用绘画、雕塑、影像、装置、实物等媒介。黄于纲擅长利用多种媒介来刻画凉灯，传达他对凉灯的感受和思考；第二是情感。社会学家在研究时一般避免情感的介入，讲究一种客观中立。黄于纲作为艺术家，在创作时则尽可能把情感投入进去，用不同的媒介将其表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像盛葳所言，黄于纲眼中的凉灯就是凉灯眼中的黄于纲。”

黄啸从阅读《凉灯日记》开始了解黄于纲的故事，黄于纲以旁观者的角度记录当地人的生老病死及其他日常，其丰富的情感让他很受感动。在黄啸看来，这些记录都与当地人的日常琐碎生活有关，虽然单纯看作品的力量有限，但是汇聚起来就有了一定的力量，记录了凉灯二十年的变化。黄啸在发言中介绍，湖南美术教育有对湘西进行多年的跟踪，其中就包括2002年启动的 “蒲公英计划”，连续做了十多年对湘西、贵州等西南区域的少数民族进行关注和帮助。凉灯的变化与中国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变化也息息相关，本次展览通过文字和美术作品呈现出的这种变化，应该是展览最大的意义。同时，本次展览从形式上也做了一些新的突破和尝试，包括将凉灯龙家的火灾现场搬到了美术馆，火灾残骸与黑糊糊的雕塑从某种意义上折射出真实的生活情况。

在黄啸看来，展览其实是一个双向表达，既是黄于纲在观察凉灯当地居民的生活，也是当地人有意无意中表达出看待黄于纲的感觉。“在AIGC可以自动生成视频、画作的全球化时代，艺术家存在的价值怎么体现，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同时，湖南的当代艺术曾在八十年代是一个高峰，如今在湖南生活的当代艺术家如何来打破这个局面，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在嘉宾发言期间，黄于纲不时积极给与回应。黄于纲表明自己的身份只是一个记录者，在做作品的同时与村里人相处并面对各种事情，尽量不产生意见，然后将零零碎碎的东西记录下来。黄于纲毫不掩饰自己对于生活细节的迷恋，凉灯眼中的黄于纲也是他本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黄于纲表示，不断的追问自身不仅仅是艺术家，也是每一个人需要去做的事情，因为这本身就是生命和作品的意义。

“回望这二十年，我觉得自己不停的在生长。记得2003年，我带着黄永玉先生的《水浒一百零八将》去学校跟李老师讨论，我说他画得不准。老师说，你是否觉得他的线条有宋瓷的影子？没关系，你在成长，无知者无畏。所以我觉得一直在生长这是好事，也就是不停的追问。但我又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说实话，我没办法像黄永砯先生那样做诗意的转化，我只是把我遇到的、想到的去认认真真做好。就像我在开幕式上的发言，我把它端过来，给大家看，也给自己看，最重要的是给自己看。”黄于纲认为展览是有用的，每一次展览都去尽自己最大努力把它做好：“无论是出自于卖画还是推广自己，但有一条，它逼着你疯狂的工作，我恰恰喜欢疯狂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