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岸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艺术史论系主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所所长）

2001年，我从北大哲学系毕业，来清华美院任教，在大一工作组担任四个班的班主任。我比多数同学年长十岁，但是在绘画系一年级学生中，却有一位男生只比我小五岁，社会阅历也较我丰富。他的名字很好记，叫何先球，一口湖南口音令人过耳难忘。一晃十余年过去，当年的学生已成长为一名小有名气的职业画家。翻开他赠送的画册，大一时的几幅炭笔速写，竟然还留存在我的记忆深处，将我唤回到过去，在脑海中浮现出那个从湖南乡间走来、一谈起绘画就两眼放光的好学青年。

入学前，他的手头功夫就很好，那是勤学苦练、自学成材的结果。早年的辍学打工经历，不仅使他加倍珍惜在清华的学习机会，更使他下笔时带着同龄人所没有的感悟。从他画得最多的风景写生可以看出，山水之于他，或许从来不是笔墨游戏的对象，而是令人魂牵梦绕的故国、家园或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异乡。夜深人静时读他大学四年级时创作的《梦游者》系列，从笔法立意来看虽不够成熟，却不能不被那股浓浓的乡愁打动，直至眼角湿润。这些画令人想起我们这代人都曾听过的崔健的《浪子归》，历经沧桑而又清纯有爱，远比那些声嘶力竭的呐喊，更贴近我们对家国与时代的感受。

对于70后一代人，萌生的艺术运动模式和二元对抗的思维方式，都只能引起一时的亢奋而无法形成持久的兴趣。对于这些至今仍然占据着当代艺术舞台的情绪和思维模式，早识人世忧患的何先球似乎具有天然的免疫力。在校期间，他便对“观念”、“先锋”不太感冒，人与自然、家园与守望是他学习与创作过程中持久的主题。他喜欢与老一辈画家交流思想，黄苗子、杜大恺、刘巨德……他敬仰这些前辈，并不是因为他恋旧或他们守旧，而是因为他们是永远保持着一颗童心的艺术家，不断开出春风浩荡的新芽。他像他们一样，孜孜不倦地向传统学习，同时坚持写生，在自然中淘洗心灵。他在笔墨中建立了人与自然的关联，山中花开，不仅是自然的生命在绽放，同时也是鸢飞鱼跃的艺术灵境的形成。

他技术全面，却从不炫技，读书多，却从不玩观念。他的作品为市场广泛认可，却不急于形成固定的风格，也不像许多画家那样追求视觉冲击力。西方舶来的先锋话语或当代艺术逻辑，似乎很难套到他的身上。他在京城一个安静的角落里自然生长，该结婚时结婚，该生孩子时有了孩子。他妻子性格与他相仿，从相识相爱到相知，两人的书画创作宛如天造地设、珠联璧合，然而若是旁人问起来，他们又会淡淡地笑着说，两人的画其实不同。或许只有静下心来，才能真正体会到二者的不同，因为他们都是在缓慢的运动中不断前进的画家，用中国当代艺术界此前习惯的逻辑，的确很难看出其中的变化。

二十世纪的跌宕起伏和剧烈变迁，形成了观察文化艺术的短时段视角，在西方如此，在中国更为明显。进入新常态的二十一世纪，终将教会人们以更长的时间段看待人类文明的演进。从最近十年的发展来看，如何复兴传统，如何建立传统的当代价值，已然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创作和研讨中最为热门的话题。就此而言，先球夫妇的水墨创作看似“老旧”，却暗合了时代的潮流，代表着中国艺术的未来。先球在《我与绘画》一文中说，“我期待通过我的作品，做一个生活体验的践行者，而不是一辈子卑曲在故事里，死于名句下”。他从不敌视市场，更不反感芸芸众生对他的作品的喜爱；他期待他的作品，带给人世间以喜乐平安。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当代艺术，将以更平和的心态看待日常生活，以更宽容的姿态对待精英与大众、前卫与低俗等一系列二元命题。先球虽然是70后，其心态却与80后、90后接近，其作品受到后者的欢迎，正在情理之中。

西方当代艺术源于一战、二战前后形成的两个先锋艺术高潮，由此造成了当代艺术难以降低的高格，一味追求思想性和批判性，而将人间温情和赏心乐事统统划归“低俗艺术”（Kitsch）管辖，使得艺术与美无缘。先锋艺术以挑衅中产阶级价值观为己任，然而在中国目前的社会阶段中，中产阶级尚未完全形成；先锋艺术高举反文化、反秩序的大旗，但反文化的前提是有文化，众所周知，多数中国人才刚刚告别刚需。无论先锋文化在西方当代艺术界是否将走向式微，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在我们自身的传统中，文人书画的格比西方当代艺术还高，但它不仅不反对感官愉悦，而且乐于将自身归入雅玩之列。逸笔草草、聊以自娱的文人艺术，虽然格调奇高，却从不远离人间，由此形成了与观念化、哲学化的当代艺术的强烈对照。然而，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终究难以长久，复兴的传统水墨将向世界证实“当代艺术中美的复归”的可能。无疑，何先球格调高雅却又令人身心愉悦的当代水墨创作，面向的正是这样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