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并不是一个伪命题，乍看超级富豪又不能买博物馆收藏的东西，缘何能“买穷”博物馆?

　　事实证明，越来越多的超级富豪进入到艺术品拍卖市场中，令人瞠目结舌的拍卖纪录不再来自亿万富翁的投资冲动，收购名师佳作的背后，其实是涉及了一套完善的经济战略。

刘益谦在纽约佳士得豪掷近11亿人民币购得莫迪里阿尼《侧卧的裸女》

　　“中国大收藏家也在积极的进行多样化的收购，所以无论是高更、莫迪里阿尼还是梵高的作品，都是全球文化的影响力和参观人次数的保证。”Artprice集团创始人兼总裁蒂埃里·埃尔曼就曾经试图解构过这个全新的“博物馆黑洞”。

　　而这个博物馆无法回避的“黑洞”就是在和超级富豪的资金实力上的竞争中，越来越无从下手。

　　运筹帷幄的实力亚洲买家或者中东买家都相继大力发展博物馆的产业链，每年全球新增超过700家博物馆，这已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的现状。实际上，2000年至2014 年间兴建的博物馆数量要比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建馆数总和还多。

苏宁美术馆以3.036亿元买下任仁发《五王醉归图卷》

　　博物馆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各个时代和各个社会阶层的杰作在这些艺术殿堂中融汇交错，在所有商品标准化的今日，各大博物馆仍在努力探寻独一无二的艺术杰作。

　　但同时，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力量开始渗透进高端艺术领域，他们对于艺术品的要求是高效的，这个高效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市场关注度和大众舆论，这些企业未来进一步的提高声望开始致力于打造艺术事业，或是创办自己的展览中心，比如路易威登基金会等等。

故宫博物院

　　在这两个力量的相互博弈中，逐步的形成一个全新的平衡局面，博物馆则是始终处于核心的位置，并且在今天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今天的博物馆需要容纳私人展览，同时还要受到金融力量的支配，越来越少的博物馆可以直接购入大师的作品，公共博物馆需要依靠遗产继承、捐赠和赞助等手段获得艺术品，并且越来越要求博物馆在当代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中给予更多积极的帮助，这就是艺术品市场内部的权力游戏。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以我们熟悉的国内文博机构和拍卖市场的互动来看，从上世纪90年代初拍卖市场开始，国有文博机构和藏家之间就一直存在着“竞争和博弈”。

　　先来看一组国有文博机构在拍卖市场上曾经大放异彩的名录：

　　1995年，故宫博物院在北京翰海拍卖以1980万元的价格买下宋张先的《十咏图》，不仅是中国拍卖市场上第一件突破千万元级别的艺术品，也开创了国有博物馆通过拍卖收藏作品的先河;

　　1995年，故宫博物院在中国嘉德以473万元的价格买下了石涛《竹石图》;

　　1996年，故宫博物院在北京翰海以880万元买下了沈周的《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1997年，上海博物馆在中国嘉德的努力下，以450万美元买下了《淳化阁帖》;

　　2000年，上海博物馆在中国嘉德以990万元买下宋高宗赵构《真草二体书嵇康养生》手卷;

　　2000年，在秦公先生的主持下，在香港蘇富比拍卖中以1980万港元买下了圆明园流失的清乾隆酱釉描金描银粉彩青花六棱套瓶，成为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2000年，在中国嘉德的努力下，上海图书馆以450万美元从客居美国的翁同龢后人手中购回清末九大藏书之一常熟“翁氏藏书”;

　　2002年，国家文物局以“定向拍卖”的方式，在中贸圣佳以2999万元买下了米芾《研山铭》手卷;

隋人书《出师颂》 故宫博物院藏

　　2002年，故宫博物院在中国嘉德以2200万元买下了隋人书索靖《出师颂》;

　　2002年，首都博物馆在中贸圣佳看到一件唐阎立本的《孔子弟子像》(传)手卷，最终以800万元的价格私洽成功;

　　2002年，上海博物馆在中国嘉德以900万元买下了钱镜塘旧藏《明代名人尺牍》;

　　2005年，上海博物馆在中贸圣佳以506万元买下了金陵八家之一高岑的《江山无尽图卷》手卷;

　　2006年，由国家文物局和国家博物馆联合出资，在华辰拍卖的斡旋下，买下张振仕绘《毛泽东像》;

　　2012年，上海博物馆在北京盈时拍卖以2990万元买下元代朱玉《揭钵图》，颇受争议;

　　2012年，北京大学和江苏凤凰集团在过云楼藏书的竞争中闹的沸沸扬扬，最终北京大学不敌凤凰集团，凤凰集团以2.16亿元买下过云楼藏书;

　　等等，这些名录都曾经是国有文博机构在拍卖行大手笔买下的佳作，构成了今天博物馆收藏的重要名单，但是也不难发现伴随着艺术品市场的发展，价格越来越高，国有文博机构越来越力不从心，面临着资金上的困难，尤其是在亿元级别的拍品中。

　　国有文博机构的藏品来源主要有考古发掘、社会捐赠和征集收购三种渠道。受功能定位所限，依靠考古发掘补充馆藏文物的博物馆数量较少，多数博物馆要靠社会捐赠和征集收购扩充“文物家底”。然而目前国有博物馆的收藏经费都很“拮据”，一般的地方博物馆每年只有几十万元，省级博物馆相对高一些，也不过数百万元。在如今价格飞涨的艺术品市场上，国有博物馆的“购买力”已经远远落后于私人藏家。

　　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全民收藏热的兴起，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工作开始步履维艰。民间藏家“惜售”，市场价不断攀高，有资格入藏博物馆的流通文物又都是各大拍卖会的重量级拍品，很多博物馆把全年的收藏经费砸进去都够不到起拍价，拿了号牌也举不起来，这导致国有博物馆的文物征集收购数量连年下滑。

　　拍卖场的高价缔造者从最初的国有文博机构，转变为刘益谦的龙美术馆、苏宁美术馆、新疆广汇集团、江苏凤凰集团、湖南广电等等大型企业或者是私人藏家。

　　同时，再来看国有文博机构的展览名录，尤其是在2016-2017年度，我们发现越来越多博物馆开始积极或者是有意向的和国外大型企业、机构等进行展览上的合作，甚至是和当代艺术家进行合作展览。

故宫博物院展出的十八世纪珍宝艺术展现场

　　比如，刚刚在故宫博物馆开幕的十八世纪珍宝艺术展，就是和尚美巴黎合作举办的展览，而这也是故宫博物院越来越多的引入外来展览的代表之一;

苏州博物馆正在举办的潘公凯个展

　　在和当代艺术家展览的合作中，以苏州博物馆最为突出，先后举办了沈勤、徐累、彭薇、潘公凯、茹小凡，未来也将会有尹朝阳、李华弌等当代艺术家的展览，不可否认，在缺少了诸如故宫博物院丰富馆藏的情况下，这些博物馆势必要更多的参与到当代艺术家的展览中去。

　　反之，企业和超级富豪们也来越热衷于创建博物馆，并且有能力购藏和展示单件超过十亿元级别的佳作。

　　以龙美术馆为例来看，目前在上海和重庆有三个美术馆，仅在2016年度就有14个重要的展览，其中涵盖了中国古代艺术、国际先锋艺术，聚焦了世界上目前最为重要的当代艺术家的展览，尤其是龙美术馆的创办人刘益谦在全世界拍场上以重金购藏的佳作多有展示。

龙美术馆(西岸馆)《她们：国际女性艺术特展》展览海报

　　放眼全球超级藏家的美术馆以及大型企业的艺术基金会，以参观人次来看，均有上述问题的呈现，由私人发起和赞助、面向公共开放的收藏正在成为大家注意的领域。目前的众多超级藏家有着大部分机构梦寐以求的自由资金和丰厚资源，这也反映在了这些私人博物馆的参观人数上。

　　其中，墨西哥通讯业大亨Carlos Slim位于墨西哥城的Museo Soumaya领跑全世界的私人博物馆，参观人数达到220万人次。路易·威登基金会则有120万人次参观，而布罗德夫妇的布罗德博物馆则有75.3万人次参观。

引发热议的故宫博物院石渠宝笈特展参观队伍

　　但是不可否认，大型博物馆的重要馆藏展的参观人次依然保持着领先，以故宫博物院所举办的“石渠宝笈特展”来看，在限制流量的情况下，依然需要排队等待超过6个小时来参观这个展览。

　　此时，这些由超级藏家创办的私人美术馆和大型博物馆之间的博弈就出现在展览以及门票的差别上。

　　私人美术馆的展览和藏品足够的新鲜，噱头十足;大型博物馆则过度沉溺于馆藏展览，某种程度上缺乏看点。

　　私人美术馆动辄数百元的展览门票和国有博物馆的免费观展上存在着很大的竞争性。

上海余德耀美术馆的“雨屋”展览引发观展热潮

　　针对这一问题，显然国有文博机构也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面对媒体采访时说道：“博物馆作为公共事业，应当引入市场机制，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在免费开放的基础上开办特展销售门票。”

　　事实证明，以国家博物馆为例来看，最近热议的大英博物馆百件文物特展就是重要的体现，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开办特展销售门票，才足以和私人美术馆进行竞争，或者是在这个全新的收藏格局中拥有竞争力。

余德耀美术馆的贾科梅蒂回顾展

　　从馆藏展到借助私人藏家或者是其他重要作品上，国有博物馆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参观人次的吸引力，会受到大型资本或者是藏家、艺术家的影响，但是如何能够在这个“黑洞”中博弈，这是接下来需要思考和转换思路的。

　　私人美术馆则在全新格局中，拥有着不断更新的最热藏品和艺术家资源，以及足够的资金自由，但是如何能够真正做到学术为先为重，这也是需要思考的。

　　总之，在这场博物馆“黑洞”中，两者在博弈，也是共存。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王林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