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是要保护它得以生存的环境和空间，拆旧建新是最不可取的。

　　这几年热了“申遗”。世界级的、国家级的、省市级的，上上下下，都在搞。据说，一些省市为了争夺某个项目的归属权，甚至打起了口水战，有点旧时代跑马圈地的意思。这也表明，大家都晓得这件事的分量，不肯小觑。

　　所谓“申遗”，即“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称。遗产有物质和非物质的区别，也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提法，说明了我们对于遗产的认识也在不断地进步和深化。中国家大业大，历史悠久，说到遗产，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都不会少。中国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目前已有30余处文化和自然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数量居世界第三位。而具有申报意愿的项目，据说，已经超过200个，被列入预备申报清单的，也有六十多个。如果加上国家级、省市级的申报项目，那数字就更加可观了。

　　这种情况很有点像文物收藏，都是热到了发烧的程度。我们不能说这里面没有对文化的热爱，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也许还是利益和金钱。这些年，我在国内走了很多地方，看到最多的，就是一方面大兴土木，造假古董;另一方面，真文物却在经费的捉襟见肘中日甚一日地被损害。一些地方政府对前者的热情以及对后者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因很简单，前者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拉动当地的GDP，而后者却可能是个花钱的无底洞。这还只是就物质遗产而言，非物质遗产则另当别论。而“申遗”搞得热火朝天，恰和这“别论”大有关联。一是国家准备了大量的专项资金，只要“申遗”成功，钱自然到位，那可都是真金白银啊。再一个，有些人热衷于“申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就是说，他们并不特别看重这些遗产的文化价值，也很少考虑如何保护这些遗产;他们所想的，无非是利用这些遗产，招商引资，创造经济效益和所谓政绩。在他们眼里，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一棵棵摇钱树啊。

　　事实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比保护物质遗产所遇到的情况还复杂。如果说，后者只是静态的，死的，那么，前者就是动态的，活的。它不仅关系到具体的人，还关系到它所生存的环境和氛围。因此，保护的难度也就更大，麻烦也就更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脆弱性。物质遗产都有个物质的承载体，而非物质遗产则往往是靠活生生的人来传承的。如果传承人不在了，这项遗产恐怕也就很难保存下去了。我的一些朋友，家里是有一些特殊的手艺或技艺的，但是，下一代中就很少有人愿意继承这些手艺或技艺。所谓的世家以后怕是越来越少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文化的管理，文化的理念，教育的垄断性和惟一性，社会的认知度和接受程度，等等，最终使得这些家庭的后代，并不觉得继承遗产会使自己在社会上得到发展，实现自身的价值。所以，他们宁愿抛弃遗产而选择其他的发展机会。只有那些找不到出路的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选择继承家族遗产。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要改变这种状况，仅有钱是不行的，还要全社会做出努力，尤其是政府方面，要有政策层面的支持，还应该有制度层面的安排，或许能保证传承人的延续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脆弱性还表现在原生态的极容易丧失，而这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之一。但是，随着城市的大规模拆迁，原有的、历史积累所形成的某一特殊的环境和氛围，常常在瞬间就消失了，想在异地恢复这种环境和氛围，基本上属于痴心妄想。像西单周边的演艺生态圈，现在是根本不存在了;天桥的民间演艺生态环境，在更早的时候就被破除了;而多年来所形成的人民剧场的观剧氛围，近来也随着护国寺大街的改造而烟消云散了;从这些地方迁出的所有剧场、剧院，都很难恢复从前的演出盛况。前些天我去看了新建成的前门大街，看上去真是美轮美奂。但除了熙熙攘攘的游客，前门大街昔日的热闹景象可是一点也没有了。有人说，要知道老北京的文化内涵，前门大街是把开门的钥匙。现在这把钥匙，还能打开北京文化的大门吗?我就表示怀疑。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有关人士的特别关注和深刻反省，实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不是单一的生存，它需要相应的生态环境，即所谓文化的生存空间，这种环境如果遭到破坏，生存的空间就改变了，它的生命力恐怕也就很难维持了。

　　因此，在我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是要保护它得以生存的环境和空间，拆旧建新是最不可取的，也达不到保存文化遗产的目的。就像孤零零矗立在南二环路内侧的永定门城楼，除了是个新的地标，你能说它蕴涵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吗?再有一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眼光要放得远一点，以文化的生存为目的，有时就要牺牲一点眼前的经济利益。我们已经人为地消灭了太多不应该消灭的东西，今后，我们千万要手下留情。有很多东西，消灭了也就不在了，是不能再生的。

来源：雅昌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