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任天先生一九八二年《自写传略》记载：“余任天，字天庐，诸暨县浬浦镇人。”“十一岁起开始研究写字、作画、刻印，十七岁学作诗。无论业余专业，未曾间断。”“刻印初学我县钟石帆，乡下无书参考，后见闻渐多学习秦汉，又好邓散木，后又自出机杼，试以古隶入印。五十九岁因患眼疾，至今不曾刻印。”

　　余任天初涉篆刻是从浙派一路启蒙的，囿于当初的客观条件，造就有限，而真正痛下功夫是从“学习秦汉”开始。他心中之“汉”，非是皮相之书印外在形式，而是遗貌夺神，“去妍返质”，具有刚健浑灏的风格取向。在他法眼里，此“汉”内核表现“精湛”“瘦硬”，甚至“纵横排奡”“飞扬跋扈”，外层却又是“朴厚”“简拙”“浑厚”“深稳含蓄”，内外似相离实相合，两者兼顾，以雄强之内质为主导，元气充盈，积厚流光。并且，与其崇尚的刚柔相济，并以生、硬为特点的阳刚雄健的心中之“浙派”在主导性审美价值观上是一致的。

　　在余任天的篆刻作品中，能代表其最高成就的无疑是以古隶入印的作品。笔者认为：以古隶入印，非余先生独创，印学史上早已有之，但以为他应该是迄今为止以古隶入印成就最高且影响最大的印人。

　　他自谓，“我篆书习《毛公鼎》《散氏盘》《石鼓文》;魏碑喜《姚伯多造像记》《广武将军碑》;隶书学《石门颂》《孔宙碑》《衡方碑》《鲁峻碑》等。把这些碑的书法特点参合为刻印的篆法，也形成自己刻印的字体。刻印的字就是写的字，写的字就是刻印的字，同时也用在题画上。”可见，余任天形成自己刻印的字体是有本源的，以古隶为主体，熔篆、隶、魏碑于一炉，最终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字法系统。笔者在其规模大备的古隶入印作品中梳理出三类，作为其个人最高篆刻艺术水准的代表：第一类是以毛泽东诗词为内容的多字印作品，第二类是为书画名家如潘天寿、吴茀之、沙孟海、寿崇德等所治的作品，第三类是他自己的常用印。

　　余任天选用自成体系的古隶入印，除了古隶具有“宜古宜今”的特点外，古隶特有的斜笔能在印面产生意外殊妙的空间分割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斜笔多了，印面易杂乱。元代吾丘衍《三十五举》称：“纵有斜笔，亦当取巧写过。”余任天却于斜笔的处置研究总结出一套经验：“依靠边的厚重来压住斜笔;依靠其他平正之笔画，来压住斜笔;一印之中有多个斜笔，必求笔势的协调与平衡。”在刀法上，余任天以冲为主，以切为辅，以单刀为主，以复刀为辅，简洁明了，猛利而有激情。在结字和章法上，注重留白，他主张“刻印应从文字上、刀法上、结构上求革新，有疏有密不用说，但更要强调一个‘空’字……”因此，余任天的篆刻作品每印俱不雷同，有虛实、轻重、起伏之变化，能于难处立局，空处见奇，乃大家之手笔，现代猛利一派印风的代表。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文/余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