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拉罗什（Paul Delaroche，1797-1859年） 1554年简·格雷在伦敦塔被处决 246×297cm 1834年 英国国家美术馆（伦敦）

作品是时光鲜活的证据，从本期“赏析”开始，徐芒耀将分享精选的19世纪欧洲学院派作品，以期这些作品为我们讲述那段19世纪艺术史，讲述一种与你我过去印象中不太一样的新可能。

19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促成技术与经济上的进步，各种自然科学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皆逐渐成形，并影响到社会科学的诞生与重塑。而在艺术方面也充满革新的力量，印象派绘画划时代地出现，影响遍及欧洲，并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使西方艺术史的“航线”发生了重大转折。

这是我们概念中早已熟知的西方艺术史。了解艺术史的朋友或许也知道，在彼时，印象派画家在当时的官方艺术沙龙是不受重视的，真正受到官方认可的是当时以新古典主义为主导的“学院派”艺术家。然而时至今日，当时的“反叛者”——莫奈、雷诺阿、毕沙罗、西斯莱、德加、塞尚已成为写入艺术史的那个时代的标杆，成为耳熟能详的名字。但是我们是否有这样的疑问，西方艺术的风格就这样割裂般地发生了彻底转变吗？

上世纪80年代，徐芒耀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国交流的艺术家。在此期间，参观欧洲美术馆、博物馆的过程中，他看到了19世纪艺术史的另一种可能，一种延续了学院的写实风格。但当直面这些作品时，却发现梅索尼埃（Meissonier）、博纳（Bonnat）、德拉罗什（Delaroche）、杰罗姆（Gerome）、达仰-布弗莱（Dagnan-Bouveret）、布格罗（Bouguereau）、卡巴奈（Cabanel）、柯尔蒙（Cormon）、莫洛（Morot）、勒帕热（Lepage Lhermitte）、布雷顿（Breton）、博德（ Baudry）、纽维尔（Neuville）、库提尔（Couture）……这些名字如此陌生，而就是他们，曾经在官方艺术沙龙中“熠熠生辉”。

19至20世纪的法国，各种思潮风起云涌，新旧制度的转换，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美国文化的影响，造成了观念的更迭。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崛起并确立了国际霸主的地位，在其新文化的影响下，欧洲传统文化观念动摇了。以马蒂斯为首的艺术家们掌握了话语权，他们表面上是针对学院派，但从学院的历史沿袭来看，实质上是推翻了文艺复兴以来所有的传统艺术，试图把他们的名字从美术史上抹去。

艺术史确实是在“反叛”中跃进，但却是在继承中发展。对于学院派的“决裂”与“反叛”，真的可以做到“彻底”和“灭绝”吗？徐芒耀认为，实际上，“学院”的精神是欧洲文明的重要根基之一。早在2400年前，柏拉图讲学的庄园，已奠定了“学院”的雏形。至文艺复兴时期，“学院”成为知识分子谈论文化、艺术、哲学的聚会社团。达·芬奇的推动，使学院逐渐成为一种集艺术、科学、哲学、神学等内容，传道授业的场所。至19世纪，欧洲艺术学院已产生详尽的科学的美术教学体系。19世纪下半叶，学院派对造型的理解基于里歇尔的解剖学，将和古典时期对理想人体美的追求渐渐转向注重真实的、视觉可见的科学人体，在绘画技巧上也将欧洲写实绘画语言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样在这一时期，外光写生已经是当时欧洲美术学院的必修课，许多学院派画家的创作是直接面对户外实景写生的结果，描绘外光并非印象派的专利。

在大量资料的梳理过程中，徐芒耀发现，即便经历了历史种种的“颠覆与抹杀”，学院派的影响并没有断裂，依旧在持续地广泛辐射。让我们回到19世纪下半叶，当时的巴黎是世界艺术的中心，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青年美术家蜂拥至巴黎学画，其中来自俄罗斯的列宾（Repin）在1873年到巴黎，生于意大利的萨金特（Sargent）是1874年，西班牙的索罗拉（Sorolla）是1885年，瑞典的佐恩（Zorn）是1888年，日本的黑田清辉（Kuroda Seiki）是1886年，而契斯恰科夫更是在欧洲游学10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巴黎度过，回到俄罗斯直接影响了列宾、克拉姆斯科依……据史料记载，萨金特师从杜兰，黑田清辉则师从科兰……他们的老师都是学院派画家；列宾、索罗拉和佐恩游学于意大利和法国，均受到学院派的直接影响。这些当年的学子，在学成之后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中流砥柱，他们秉持着学院的精神，又融合着时代的新气息，以各种崭新的艺术面貌，走向世界。

对于历史的“误读”，或许囿于材料的不足，更或许因为对前人既定结论惯性推想，而到今日，100年前各种汹涌的思潮逐渐尘埃落定，在积淀的尘埃下，或许隐藏着另一段被“遮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