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主办的“2018中国传统色彩学年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一群“好色之徒”进行了对于“色彩”的讨论。

本次年会的主题词之一是“东方色彩” 。何谓“东方色彩”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韩子勇认为，东方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因此我们需要东方各国之间进行学术交流，将不同领域里的色彩研究力量聚合起来，通过对比研究东方各国的色彩传统，找出彼此间的色彩观念与表现上的共通性，从而在色彩认知和表述体系上实现东方主体身份的确认。 ”

为期两天的年会，中日两国相关专家围绕“东方色彩”进行的数十场演讲，切入了色彩观念、色彩历史、色彩应用等方方面面，将一直以来总是投向西方色彩体系的关注目光向东方进行了有效吸引。正在构建中的东方色彩体系，正是需要这样一次次的助推才能逐渐成型。

建之有道

“色彩文化学和色彩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世界各地的人类文明中，色彩常会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某种象征，这种象征在中国由于与礼制体系、五行思想相联系的‘五色体系’而显得尤为密切。 ”故宫博物院古建部研究员杨红说。

中国古代建筑多以木质结构为主，因木材本身特性使然，必须进行刷漆才能保障其功能。然而用于什么地方的木材刷什么颜色的漆，并非木匠们随心而为。“色彩的象征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建筑的色彩特征” ，杨红介绍，古代宫式建筑以“五色”为核心的象征体系，将色彩设计变成礼制系统的组成部分，建筑色彩因此成为建筑等级和功能的表意符号。在帝王宫殿可见到大量“五方五色”的色彩象征符号——明代嘉靖年间，内檐柱木刷朱红油饰、梁枋绘青绿彩画、顶棚绘天花彩画；明代中晚期，建筑脊步脊檩画五彩包袱祥云，脊垫板平涂单色朱砂或石青……凡此种种，无不体现了“繁缛而有节”“庄严而华贵”的建筑装饰风格。

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王京红研究发现，北京所有重要的场所——紫禁城、天坛、地坛、太庙等，都有齐全的五正色出现。王京红说：“色彩的隐喻有着强大的力量，胜过任何表示系统的提示，人们看到这些高等级色彩，就能感受到场所的重要性。当场所越来越重要，场所中的五正色也越来越纯粹——紫禁城三大殿是北京城最重要的建筑，在那里，只有青的天、黄的顶、赤的墙、白的栏杆、黑的地，所有的五正色都以最单纯的方式呈现。 ”

同样是因为色彩的象征性，在日本，用于安置神佛、举行祭祀的宗教建筑，出现了以红色和黑色作为基础颜色的现象，尤其是须弥座周边的用色几乎全是黑色和红色。“在公元747年左右建造的东大寺法华堂就出现了黑色的须弥座” ，日本建筑装饰技术史研究所所长窪寺茂说，“须弥座周边使用黑色上色的理由是什么，这要从‘黑’的词意上进行考察。‘黑’与‘玄’同意，在《大汉和词典》中，‘玄’有‘天空，天之色’的意味。同时，‘玄’作为道家用语时有‘道，无形、无声、无始无终，超越空间时间的存在，是天地万象的根源’的含义。 ”而须弥座周边红色的使用则是从17世纪后半时期开始，窪寺茂认为，这和当时庶民信仰盛行，而那时时代背景有偏好能带来好运的鲜明色彩的趋势，受其影响，须弥座开始使用具有鲜明色调的红色。

穿之有道

如今人们对衣服颜色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搭配，而在礼制影响下的古代，所穿衣服的颜色要遵循严格的等级规定，这其中，孔子及其儒家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孔子一生克己复礼，从他“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等言论可窥见。“他的色彩观与他对言谈风度的要求以及对礼仪、服饰的讲究相一致而成为其人格修身复礼的一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王文娟说，“孔子尤其对僭色而越礼之行为大为不满，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朱为正色为尊，紫为间色为卑，惟齐桓公称霸时，以卑色僭尊色，于周室礼仪而不顾，喜紫袍加身而德行大坏（即间色紫夺走了正色朱的地位） ，故为孔子所斥责。不仅对僭色，孔子对一切犯上作乱、魅惑人心之非‘礼’行为皆深恶痛绝，如‘季氏八佾舞于庭’ ，僭天子，蔑其君，‘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 ”对于服色的讲究，到了明代亦是非常严格。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的邵旻通过对明代肖像画的研究发现，明代不但对公服颜色有严格等级要求，对于常服也要求和公服颜色相应。

中国独具特色的服色制度在8世纪传到了日本。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通信教育部非专职讲师国本学史介绍， 8世纪，日本积极地学习中国唐代的法律制度、都市规划、文物等各种各样的事物，在色彩方面也参考了中国按照等级划分服色的制度。与中国相似的是日本也选择了黄色系作为统治者的服色，不同的是日本将紫色作为高级色彩的设定。虽然在中国，紫色并不在五色之内，而且在中国并不认为紫色是好的颜色，“但是从齐桓公喜欢紫色衣服开始，一直到唐朝的服色规定，紫色呈现地位逐渐上升的趋势。虽然并不能确定紫色传入日本时是否属于高级色，但随着唐代制度的传入，日本接受了把紫色作为具有高级价值颜色的事实。 ”国本学史说。

因为民族特性，苗族受汉人礼制思想影响较少，在苗族色彩观里没有像汉族一样明显的尊卑等级观念，在服装用色上就少了很多束缚，故而“可以看到他们的服装色彩非常斑斓，尤其是盛装时的服饰，哪怕仅仅是一个袖子上的绣片，颜色可以达到七八种甚至更多。苗族大多生活在山区，丰富的植物可以供他们制作成各色染料，这为制作出颜色丰富的服装提供了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设计系副主任郑晓红说。正如《罗丹艺术论》中所言：“色彩的总体要表明一种意义，没有这种意义便一无是处。 ”而苗族喜欢用亮色的色彩观是因为“苗族人认为，鲜艳的色彩会对外界产生震慑力，形成保护自身的保护色” ，郑晓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