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陈履生答友人问”的第二部分）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火的发现与文字的发明是人类发展史中的两个重要的阶段和标志。这两个重要的阶段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在地球上的地位，是人类在文化史上的一种独特的贡献。这种贡献的创造性的内容正在于人的智慧通过积累而把一些专门的内容在生活中表现出来，从而促进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文字正是基于记录和传播的意义，把一种个人的记号转化为能够为别人理解和认知的符号，从而进一步推向公众的发展，而成为大家所共同遵守和共同认识的一种符号，从而也带动了各方面的交流。基于这样一种文字的表述在功用上的意义，从甲骨文开始，或者从更早一点的原始的刻画符号开始，它们所传达的一些基本的内涵正成为人们说看到的符号性质的关键。从夏商周以来，以甲骨文为标志的中国文字的发展，突飞猛进，在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责任，有着特别的意义。因此，人类自有历史记载以来的文字的表达，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又一个的标志性的节点。

中国的文字从产生开始，经过不断的完善，经过大家约定俗成的共同的认识，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样一些具体的一个又一个的文字。与之相关的是，又有了文字的刻画与书写。文字的产生与文字的书写有着紧密的关联，因为文字是通过书写（刻画）而存在，文字是通过书写（刻画）而表现出它的美的特征，文字也是通过书写（刻画）而达到了传播的实质性的内容。到了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后，中国文化的发展进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而文字的书写，也正因为这种统一而有了永字八法，它的点、横、撇、捺、勾等构成了文字世界中的最基本的结构，使得中国文字的审美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甲骨文作为一种早期的字体，或一种字的形态，最初通过刻而存在于甲骨之上，它的形式、内容从书写到刻，或者是直接刻，其过程到呈现都在中国的书法史上、文字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

基于博物馆的公共性特征，在世界各国的博物馆中，除了展示所藏的文物和艺术品之外，为了公共的目的，必须有一定数量的说明文字来说明所展示的文物和艺术品的相关历史和具体内容，因此，文字在博物馆的存在，除了前面的前言，以及各个分类的序文、标签等等，都在博物馆中表现出了它特别的地位，可以说是不可忽缺。不管是什么形态的博物馆，几乎没有一家是没有文字的博物馆，其数量的多少并不说明一些核心的问题，重要的是博物馆会利用文字来达到自己服务于公众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就是博物馆与公共公众之间的交流。在博物馆与公众的交流中，文字承担了重要的责任，而文字在博物馆中除了一般性的内容的意义之外，其设计上也会表现出其特别的方面，字体的美观，包括字的大小、字距和行距的大小等等，不仅会表现出设计者的艺术水平和风格，还会表现出民族的风格和地域的特征。

而与文字关联的一些历史和艺术艺术品，它们作为博物馆的珍藏，虽然所表达的是以文字内容和文字的美所构成的一些基本方面，但是，这样一种特别的收藏却自成系列，表现出与之相关历史中的特别的价值。所以，在各国的博物馆中都有些像碑刻等一些与文字关联的藏品，这些藏品的重要价值就是因为文字的存在而表现出来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因为这些文字或者直接指向于某一个时代或某一个时期，或者直接表述了某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或者关联了某些特别的历史内容。因此，同类的或相似的文物，有文字的存在与没有文字的存在，其历史价值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同样是一块北朝时期的画像石碑或金铜佛像，如果上面没有文字，那只能通过艺术风格来判断其大致的时代；如果有明确的纪年文字，那就可以作为考古的标准器，或者可以明确的关联到同一年代或同一时期的诸多问题。显然，有没有文字的存在，其价值是不一样的，包括在一些石窟壁画，还有众多的古代书画。而文字的内容中包括有年款和没有年款也是完全不同，王羲之的《兰亭序》中因为有“永和九年”，从而带动了这一时期的墓砖的收藏，有“永和九年”的价格要高出“永和八年”的许多。因此，当在考古发现的过程中，人们会千方百计的寻找那些文字的存在，它们对于整个墓葬的墓主人的时代和身份的认定都非常重要。2015年在江西发掘的汉代海昏侯墓，很多考古工作者日日夜夜工作和厮守在那里，精心的去寻找其中想获得的一些实物证据来确定墓主人的身份，最后是通过一枚印章来确认了墓的主人为汉废帝刘贺。由此而得知文字在博物馆和文物考古中的重要性。

博物馆中的文字研究以及文字研究在博物馆中的利用，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这种研究一方面表现出对藏品历史和艺术价值发掘的意义，另一方面是在展览中呈现出研究的具体成果，让公众更好地了解其藏品的内涵。而与之相关的是作为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利用，其诸多形式都有可以在设计中得到转化，因此，利用博物馆这一平台来发掘文化资源，以服务于当代文化和创新设计，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陈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