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很不平凡。

年底人们还在讨论“2019是过去十年最坏的一年，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不料一语成谶，很快的国人就过了一个最没有年味的春节——以往总调侃年味一年不如一年，没想到真正没有年味会是以这样的方式呈现。澳洲山火、菲律宾火山爆发、中东局势、乌克兰客机被击落，然后年夜饭在病毒爆发、武汉封城的消息中糊糊涂涂吃完了，零点鞭炮在惴惴不安中更显萧杀。接着全国人民响应疫情政策，守在家里过完了春节假期。在复工复市复课通知的等候中，不知不觉2月也快要结束了。大家都说高温杀毒，于是齐齐期盼夏天的到来，以春暖花开的美好愿景抗衡各种负面情绪。这段时间我想得最多的是李邦耀老师去年10月份在深圳谷仓当代艺术空间举办的个展。那天从全国各地——特别是老师的家乡湖北、武汉来了很多他的同事、同学和学生，大家相聚一堂，为老师对“家庭室内史”多年孜孜的探索，以及桃李满天下表达由衷的高兴与祝福。不想三个月后，武汉成为全国的舆论中心，人们一度谈“湖”、谈“武”色变。在每天如潮水般迸发的信息中，我最关心的是至今还历历在目的、那天一张张湖北朋友的脸孔：

你们，还好吗？

在得到疫情消息那天，我第一时间逐个问候了来自武汉的老师们，在得知他们都安好的情况下，我才松了一口气。在每一次新闻事件中，每个个体都会找寻自身在事件中的位置，找到个人对历史的陈述，这是个体对自身、国家、历史中个人价值体现的应有之义。在这段时间里，我看到了艺术界同仁的发声，我也一直在找寻一种自我表述。

工作室日常

武汉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国美术史的地位超然。从晚清重臣张之洞在湖北的洋务运动开始，到武昌起义、85艺术思潮，武汉一直在为中国的现代化、文艺的启蒙做贡献。作为艺术教育者，永远悬在头上的一个难题是“历史巨轮中个体的地位与角色”；尤其作为艺术教育者，艺术创作是一种个体的、私人的活动，如何在艺术中找到个人的位置，是每位艺术家创作之前要思考的问题，这决定了创作的题材和深度。85思潮即是关于思想解放的讨论，关于个体如何从国家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关于个人如何合法合理拥抱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从“身不由已”的历史伤痛中走出来，真正“为个体自身而活”。

去年我受深港双年展的邀请，参加了大鹏所城分展场的艺术展示。在开幕论坛上我作为艺术家代表，与史学家、建筑师、设计师一起探讨以文化艺术盘活乡村的课题。早在2011年渠岩的许村计划，我开始关注“艺术兴乡”，后来佛山顺德也邀请他创办“青田计划”，渠岩提出了很重要的一点：让每个村民有尊严地生活在自己的家园里。艺术兴乡始于著名的日本越后妻有项目，国内把这种模式引进来，但是却偏离了本义，即“振兴乡村是终极目标，艺术只是振兴乡村的手段和载体”，而非“彰显艺术”；艺术终归要与当地历史文化相关，艺术服务的是在那里生活的居民、他们的“日常”。

回到今年的疫情上面，每个人的生活都被打乱了，大家都在寻找自己的视角和表述，有人从现实批判、公民社会觉醒的角度，文艺工作者则从文化艺术创作介入社会事件角度，大部分人是遵从同理心召唤，每天关注武汉的个体故事，通过转发媒体报道表达自己的立场。对非风暴眼中心的人来说，同理心源于“同一天空下”的愧疚感——当然，这是“善”那部分人的表现，它的对立面也在这次疫情中暴露无遗，这也是人们进行现实批判的重点。我更关注的是人们在关心武汉人民的日常的同时，我们如何进行自己的“日常”？这也是困扰很多创作者的难题：文艺创作在大灾大难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但是否意味着这种日常应该中止？尤其面对学生的提问时，作为教育者如何为这个问题作答？

我看到一位学生转载一篇影评：“即使是走在风口浪尖的人们，也是在吃饭睡觉上班下班中度过自己的每一天，而不会整天神经兮兮的脑力激荡。也许他们心中涌动的感情是剧烈的，但他们还是不得不平静而内敛的生活着，从踌躇满志，到分崩离析，从少年心气，到最后颓然的倒塌，每个梦都会被马不停蹄的时光吞噬，每个英雄也都在经历着我们常有的那些失望与无助。”历史的刺激与无比光辉只存在于幸存者和后人的表述中，再扑朔迷离的历史也是由个人的日常组成的——而这种日常通常是平淡的。那位高光的晚清重臣张之洞，那些勇敢的医护人员，那一个个英雄般逝去和活着的武汉、湖北人民，个体在书写历史的同时，何尝不是（曾经）和我们一样每天为24小时的生活发愁呢？这些个体的“尊严”，以及他人对这种“尊严”的尊重，在浩瀚的历史中如穿墙而过的阳光，补充了一个个生动的细节，提醒研究文史哲的人们，人文“学”到最后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对“人”的关怀；而如何表达这种尊重和关怀，就是我们在历史、社会事件中的日常，就是我们的责任。

一切灾难都是源于对个体的残暴，一切文明都是源于对个体的尊重。对个体尊严的自救与救赎，这或许就是中国未来所要思考的最核心的问题。

文/江衡2020年2月28日

作者：江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