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临颜真卿告身帖轴》，本幅未署年，由所钤“青宫太保”之印，知为崇祯九年（一六三四），诏加太子太保致仕以后之作。此作采用原帖部分笔法，并含熟中带生之趣；结字则变原帖之散乱为整密，不落颜楷之窠臼。

在诸多的书学条件中，除却身世际遇，对董其昌来说，对古代法书的观摹与临习是最为重要的，可以说伴随其一生，如果我们要了解董其昌书学的演进过程，就不能不细致地考察那些曾为董其昌见过、收藏过、临习过的古代法书作品的种种情况，以及董其昌对其作品的品评和它们对董其昌书法创作所产生的正面的或反面的影响。可以说，董氏一生的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的建树，无时无处不是针对着对古代法书的体验与实践而产生的。

董其昌创造的以秀逸、淡远、爽俊为美学特征的书风，在其身前身后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七十岁前，驰名遐迩，高丽、琉球使者求之不绝。他的书法传人朝鲜后书法已威震朝野，效仿着甚重。明谢肇制《五杂俎》云：“今之书名之振世者，南则太史玄宰，北则邢太仆子愿，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评者虽有晚明四家之说，即将邢侗、张瑞图、米万钟、董其昌并称，而实际上邢、张、米之影响均远逊董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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