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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章草与今草是两种不同的形态系统,因其产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都不相同,章草产生于简牍的快速书写,如崔瑗在《草书势》中所说,“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章草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实用,最初只是为了记录方便或作为粗率的草稿之用,所以早在战国简牍上就能看到书写草化的痕迹。而今草则是伴随着东汉末年纸张的普及而产生,从产生之初就表现出对于艺术较为纯粹的追求,实用性倒在其次。
从书写材料的角度考虑,简牍书写因其书写空间较小,笔毫细硬且蓄墨量不大,难以大开大合,曲尽变化,故很难出现今草那种连绵不断的书写,却可产生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章草。
一般来说,在大篆的基础上简化得到隶书,隶书进一步简化得到章草,书写的草化形态容易形成,而其笔画的规范简化乃至形成章草却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它直接接源于秦隶(因竹简等书写材料变化不大,故秦隶的书写方式在汉代曾长期存在),并不可避免的受到汉隶的影响,因而章草之中多有隶意。
从西汉晚期尹湾汉简《神乌傅(传)》中就已明显可以看到隶书的草化,到东汉明帝时东海敬王刘睦的书法被当世奉为楷则,“及寝病,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这说明草书书法已经得到统治阶层的认可和重视,至东汉中期汉章帝时,出现了诸多以草书名家者,如杜操、崔瑗等。汉章帝曾命杜操以草书上事,南朝萧子良说杜操“始变稿法”,也就是说杜操使草书的书写更为规范美观。而崔瑗所作的《草书势》,则是对当时草书的理论总结,标志着章草的成熟。
纸张普及后,章草书写从竹简转移到纸上,因书写材料的不同,风格上必然会存在某些差异,而当形成为一种规范字体后,书写速度便不再是其主要追求了,故张芝有“匆匆不及草书”之言。另一方面,纸张上书写空间的自由使得章草进一步演变为今草也是水到渠成了。
注:本文根据大愚观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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