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间于2021年11月20日推出刘商英个展“谁的绘画”，展览由王澈策划，呈现艺术家自2011年至今多次往返西藏阿里、内蒙古额济纳、新疆罗布泊实施项目的过程内容，以及《荒原计划》绘画作品和纪录片。同时呈现艺术家十年间在三地创作和实施展览的现场、作品、写作等内容的同名中英文双语出版物。

“谁的绘画”将指向艺术家如何去创作他的绘画，创作的过程是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创作，他到底思考了什么等问题展开表述，同时呈现刘商英在自然中工作的方法、处境和结果以及艺术家与自然深刻的关联和互动。当刘商英将他的艺术走向自然的时候，把荒野视为有价值的时候，理想的创作也将不再是一成不变和能完全预测。选择进入荒野去创作，刘商英找寻的也正是一个与他相异的世界，在对自然的沉思、凝视和行动中，他没有选择去真实表现风景，而是将自己深陷景致中，通过画布展现他与自然的摩擦，更多地反映出他的状态与感觉。这也使得他行动中的自然之地变成了经验之地，给我们能够看到的也不是景观外在的真实性，而是让我们在画面上感受一种“不可见”和“无法表达”时的心理处境。

谁的绘画

文｜王澈

自2011年至今，刘商英已经在西藏阿里、内蒙古额济纳旗、新疆罗布泊、阿尔金山无人区进行了四次野外绘画项目，并在内蒙古额济纳红城遗址、新疆托克逊红河谷完成了两次自然场地的个展。在这十年的经历中，刘商英建立了在自然中进行创作的形态,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关联了自然的造化,画面沾染着四季的色彩、带着尘土与风雨、呈现着荒野的气息。

从阿里、额济纳到罗布泊，今年他开启的新项目在阿尔金山无人区，这个路径从经验上逐渐变得“不可控”，但对于一个完全热爱荒野的人，会把对于自然的挑战，自然的惩戒、危险，甚至是它无言的冷漠都视为价值。不可控带来的不确定成为真正的结果，这便使过程变得有价值，这种价值展现了艺术创作丰富的一面，也展现了艺术家与艺术作品之间紧密的关联。过程作为呈现刘商英创作的重要元素，它能详细表现艺术家与自然遭遇时获得的价值以及作品创作时艺术家的处境，往往这种价值不会在文化中积累，也不会在文化中传承。面对罗布泊里的旷日沙尘能使刘商英获得宝贵的力量，这些痛苦的折磨（精疲力尽、寒冷、无助、不知所措）让人看上去就惊叹不已，但往往也是这些时候能很切实地感受真理，不能说荒野就是危险的，它只是对错误毫不留情。

刘商英《荒原笔记》布面丙烯，40 × 30 cm × 10，2018

在阿尔金山无人区的项目中我曾陪伴前往他的创作现场，我们一起行走讨论，我也在他创作的时候独自长时间观看，整个绘画现场在自然中发生时，像是把生命推到极致的表达，它更像是一场硬仗，反复刮、刷、拍、涂中画着一些不存在的东酉，风暴握住了他的手，身体与烈日和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行动？我觉得这是一种把普遍文化化为自己的、有个性的过程，这就像刘商英在他的罗布泊随笔中写的那样：“肉身回归本源，一口水和一块馕饼，就可以让它充满能量。没有多余的浪费，原始的生存状态可以调动人的本能，和自然中的一切平等，没有多余的欲望。望着天，看着地，原本的感知，多一点的计划性考量都是多余的，那是一种彻底的回归，自由看似没有边界，但实际是一种被限制到极点的顺应，没有任何退路。我一步步被带入到真空地带，越是没有选择就会越发体验到以前没有体验到的东酉。”同理，进入荒野创作并不是要抛弃文化，而是要从文化中挑取最基本的东酉，在精神上给自己提供营养，往外出走的人 都知道一个道理，文化只是为我们独自走向思考和实践做的某种准备，最终每个人都要离开文本的经验而独自前行。

文化容易让我们忘记自然中的野性与自由，在荒野中行走和展开项目却能让我们想到这一点。野性与自由在我看来是刘商英进入自然创作得到的深刻体验，也是他绘画的面貌。刘商英曾形容罗布荒原是自然的废墟，在我看来这是野性在自然中造就的差异，自然的历史成就了一个绵延、恒长的整体概念，但它又是多种生命和多样形态的共同体，每一片荒野都是独特的，之所以我们在不同地点、不同地貌进行创作或策划项目，正是对于自然多样性的感知，同时在精彩的自然历史中反思有序和系统性的问题。

额济纳的胡杨林使那片荒凉之地有了生动的变化，就像时间具象地横躺在沙地中，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带有偶然的恒常性，这将使我们能够认知每个地方与其他的地方不同，这个差异也使得每一个生态系统都成为特别的存在，野性到处造就的正是这样的差异，从而体现出更多的价值。刘商英绘画中的野性也得益于此，自然对于画面的介入使得艺术家可以从既定绘画理念和方法中抽离，“极度放纵”、“竭力挣扎”、“野蛮自由”、“自然而然”，我们已然无法从艺术系统中对其加以归纳，一个艺术家和他的绘画像是获得了自由，这是他置身于最简朴的生存环境中，面对野性赋予的变化无常而得到的自由自在，因为在一个固定不变的世界中是没有自由的，我们始终被规训在既定的语言和形式中，就像文明无法容忍野性，常常将野性与无序、混乱、暴力联系在一起一样，这种对于野性的界定大多是从人类的立场出发，而刘商英与自然互动产生的绘画并在自然中展示的时候，我发现绘画像是突然有了自己的土地，自己生长的环境，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界定野性的方式，它就像一个自由 主体，并且每一个都具有殊异禀赋，生活在自然系统中，单纯的、自由的、自然的、绝对的，极其富有表现力。

刘商英《荒原计划18号》，布面油画240 × 320 cm，2019

对于在自然中的艺术实践，漫长而反复的介入是关键，身体和周围环境保持连续性才能不断产生交流，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唤醒着我们的心智，从而使我们最初对自然被动地作出反应，逐步将这种反应提升成一种能动的行动。刘商英早在阿里进行行走创作时便产生了这种思考，在进入自然时如同遭遇一个与他相异的世界，面对的是一种离心的野性，如果不去沉思，这种离心力会使他的心理在自然中消融，而承受住这种离心力，便能将其容纳。选择进入荒野去创作，刘商英找寻的也正是一个与他相异的世界，这能使他的心智回到与它互补的自然中，在对自然的沉思、凝视和行动中，心灵得以在漫漫长路中回归。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选择去真实表现风景，而是将自己深陷景致中，通过画布展现他与自然的摩擦，更多地反映出他的状态与感觉。这也使得他行动中的自然之地变成了经验之地，给我们能够看到的也不是景观外在的真实性，而是让我们在画面上感受一种 “不可见”和“无法表达”时的心理处境。

刘商英喜欢用对话来形容他的一些创作，比如和雅丹、胡杨、岩石、牦牛等等，这种对话不像我们在城市中用复杂而发达的语言去交流，大多是肉身的摩擦和较量，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斗争姿态。从整个艺术创作中来看，我们的精神并非在自身内部，而是在于我们和世界的对话中。我们在表达艺术的整体性时是通过与环境的互动而获得，比如在进入自然中开展艺术实践和创作时，也不仅仅只是大家认为的自然不需要艺术，人类表达自然时，自然才存在价值等观念，这种角度只代表了事实的一半，是颇具文本经验去理解自然的表述，忽略了真实体验的结果。真实体验是：人性深深地扎根在自然中，每个人的自然情结或者野性的行为都不同，我们受惠于自然，也受制于自然，人类对于自然的评价就像我们对于自然的感知一样，是从与自然的交流过程中抽取出来的，而不仅仅只是我们强加给自然的。那么，能否达到一种融合，在人和自然之间既能体现人的价值又能体现自然对于我们的深刻影响，这在我看来是刘商英这种工作方法的结果，在艺术家与自然相互补充的关系中，我们对于自然的控制和对于它的服从相互渗透着。

《荒原计划》影像截图

谁的绘画，并不是针对于绘画的研究与解读，绘画本身也并不存在什么艺术的问题，问题是艺术家如何去创作他的绘画，创作的过程是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创作，他到底思考了什么。当我第一次看到刘商英在自然中创作的纪录片时，脑中便蹦出这是谁的绘画的疑问，后来我们一起行走自然，讨论感受，漫谈感知，我也跑去他在自然中创作的现场观看，越来越清楚他在自然中工作的方法、处境和结果，这是他与自然深刻的关联和互动。当刘商英将他的艺术走向自然的时候，把荒野视为有价值的时候，不但不会返回原始的水平，反而会提升艺术家及作品的精神价值，荒野中毕竟还是有很多文化经验所不能把握的价值，在这种文化经验与身体体验不对称的状态下，理想的创作也将不再是一成不变和能完全预测的，这就像我们拥有更多千篇一律的观念，其价值不如我们实际有这样一个带有野性的自然，这样的自然有更多的故事，因而也就更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