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艺是城乡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文创产业的内容驱动力，也是民族美育的重要内容，需要不断传承实践，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文化保护传承与城镇化不矛盾，它们是共生关系，可以协调发展。

　　民艺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离不开设计、研发和推广。

　　传统工艺首先要讲究“工艺之用”，不用就毫无价值。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数字化、虚拟现实等技术，对民艺进行记录、保存和展示，提高其传播力和影响力。‍

　　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长清校区，2024年5月16日开馆的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博物馆新馆/潘鲁生民艺馆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文化地标。馆中设有农事器用、手艺营生、车行舟进等10个展览单元，包含万余件藏品。

　　这一体现农耕时期民众匠作智慧、设计思想和造物美学的民艺博物馆，全部由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名誉院长潘鲁生捐赠，是他带领团队开展中国民艺学学科建构与社会服务历程的见证。

　　20世纪80年代，潘鲁生投身民间艺术的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从学科角度研究民艺，从生活角度发展民艺，从教育角度传承民艺。在他看来，民艺是城乡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文创产业的内容驱动力，也是民族美育的重要内容，需要不断传承实践，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8月26日，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走进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博物馆新馆/潘鲁生民艺馆，感受他的乡土情怀和对民艺事业的坚守。

川观新闻记者采访潘鲁生

40余年坚持走进田野、走进民间、走进百姓

　　走进民艺馆展厅，首先跃入眼帘的是一幅“潘鲁生田野调研地图”，上面密密麻麻地标注着潘鲁生曾经的田野调研点位和项目：黑龙江绥棱县剪纸工艺，海南黎族织锦工艺，山东威海东楮岛海草房营造工艺，西藏拉孜县觉囊派唐卡绘画，台湾新竹玻璃工艺……潘鲁生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这条路，他已经走了40多年。潘鲁生1980年考入山东工艺美术学校(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前身)，第一次看到山东民俗用品“大鱼盘”时，他被深深吸引，“民间艺人简练的几笔，画出一条如此生动的鱼，它既不是具象的，也不是抽象的，而是意象的。”他对民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要深入了解民艺，田野调研必不可少。“首先要走进田野、走进民间、走进百姓，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文化方式和审美方式，才能从学科和专业领域去重新梳理。”潘鲁生认为，收集、整理相关的事物，应该与学术研究相辅相成，“研究对象的标本都没有，怎么能深入呢?”

　　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开始有目的地搜集、整理民艺实物。当时囊中羞涩，不得不采取“以物易物”的办法。“靠身上的粮票，靠自己的手艺，比如给老人画肖像，给别人家里画四条屏。”他从相对便宜的剪纸、年画等入手，一些独特的发现也接踵而来。例如，我们常说的“剪纸”一词，老百姓鲜少提及，他们通常根据使用场景，称其为窗花、礼花、鞋样等。这让他意识到，如果不深入民间，到百姓的生活中去发掘，往往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他在1992年出版了《中国民俗剪纸图集》，该书成为当时工艺美术界的畅销书。

　　2017年，潘鲁生前往长春，走访当地仅存的一家铁匠铺。现场，潘鲁生系上围裙、戴上手套，抡起铁锤与店家一道打制铁器。民艺馆以一个专门的展区，生动细致地还原了这间铁匠铺。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博物馆内的灯笼展品(潘鲁生供图)

提纲挈领探索中国民艺学学科建设问题

　　多年来，潘鲁生似乎都与潮流“背道而驰”。

　　1986年，潘鲁生被借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史编辑部，成为一名资料员。“在北京恰逢中国美术界的‘八五思潮’，当时，西方文化的引进和中国文化的坚守形成两股力量，‘引进西方’成为主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开始思考民间艺术的“归属”问题：是用现代人的视角去评价它，还是用历史的脉络去梳理它?

　　他发现，表现主义、立体主义、野兽派等现代艺术思潮，都在吸收不同民族的原始艺术和民间艺术，后者“不仅仅是传统的，也是当下的”。潘鲁生认为，人类的童年对应原始艺术，人的童年对应儿童艺术，文化的童年可能对应民间艺术，这样的思考需要上升到学理层面，建立中国的民艺学。

　　1993年，潘鲁生考入著名艺术学、民艺学研究专家张道一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正值“下海”热潮，不少人不理解潘鲁生继续深造的选择，觉得他从十几岁就画中国画，还在工艺美术公司做过设计师，学的是设计专业，搞民艺似乎有些“不务正业”。

　　然而，潘鲁生认定要将民间艺术研究作为终生的事业。20世纪80年代，他曾经向民俗学泰斗钟敬文表达过疑惑：为什么中国民间文艺学建设光有“文”，大量从民间文学的角度展开，“艺”的成分却很少，特别是广阔丰富的民间生活方式、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没有得到系统全面的整理研究?

2020年潘鲁生调研高密木板年画(潘鲁生供图)

　　当时，潘鲁生对民间工具感兴趣，认为工具是人类文明、人类审美的一个起点，不过导师却给他布置了一项任务：思考中国民艺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在导师的指导下，我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包括学科框架、学科构成、研究对象，把学科建立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摆在面前。”

　　“一个学科的建设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它要求相关学术背景和学术成果的积累。”当时除了导师张道一，《中国民间美术全集》编辑部的同仁都给了潘鲁生很大的支持，使他的博士论文有了初步的结构。此外，他也研究了英国工艺美术运动，深入了解了日本学者柳宗悦提出的日本民艺学，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角度思考民间艺术。“对相关学科和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充分地学习和认知，才使得中国民艺学有了一个初步的框架。”

民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设计

　　2018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在山东青岛举行，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承担并圆满完成艺术创意设计重大任务，包括国家交往用品、视觉形象系统、艺术品与陈设、服装等5大领域。潘鲁生领衔艺术创意设计，尤其是从民艺馆以及“中华传统造物体系”“中华传统造型体系”等课程资源中进行提炼，凝练典型符号意象，传播国家文化形象。

　　巨幅工笔牡丹画《花开盛世》就是一例。作为此次会议与会各国首脑合影的背景墙，《花开盛世》在潘鲁生的设计指导下，由山东菏泽10位农民画家共同绘制而成，凝聚了中国农民的艺术才华和生活智慧。

　　“我们要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知道，中华文化不仅仅是四书五经这样的文化经典，还有活在生活当中的艺术，活在生活当中的文化。”潘鲁生说，民艺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离不开设计、研发和推广。

潘鲁生接受川观新闻记者采访

　　早年间，潘鲁生的田野调研要“和时间赛跑”，避免因不及时记录和抢救，留下“人亡艺绝”“人走歌息”的遗憾;如今，随着文化自信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深入人心，他的工作重点也转向了推进传统民艺通过好的创意和设计，进一步融入生活，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传统文化传承保护与转化利用是重要的时代命题，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是设计师的责任。”在最近举行的中国民协学习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座谈会上，潘鲁生在发言中表示，鼓励设计师、高校师生与民间手艺人合作，进一步“使民间工艺赋能国货国潮的时尚产业”。

　　潘鲁生对AI的发展十分关注，“在AI时代，如何将我们的文化发扬光大，怎么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他认为，当前亟须解决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转化和应用问题，应当抓紧建设中华艺术语料库，使之成为全球语料库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作为创造性资源得到充分应用和创新。

　　对话：非遗保护传承重在经验和技艺的传承

现代消费呼唤传统文化传统民艺

　　记者：中国的民间文化遗产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乡村，尤其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形态，在生产力长足发展、城镇化持续推进的当今中国，这一基础日益发生变化。在此情况下，保护传承民间文化还有何必要?

　　潘鲁生：民艺是城乡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传统节日、传统习俗，其中的民艺纽带，仍然非常重要。民艺是城乡文创产业的内容驱动力。民艺中的形象、色彩、主题等，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内容。民艺是民族美育的重要内容，是构建中国设计、中国风格的重要基础。

　　其实，传统和当下并不矛盾，“城镇化”不代表“去农村化”。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是非常快的，不到40年，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我们的现代城市发展过程当中，乡村文明非常重要。“城乡融合发展”是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很重要关键词，城乡融合才能协调发展、科学发展、持续发展。我们在文化保护传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考虑发展，但是发展的过程当中也要考虑保护，要协调好，不要留遗憾。

　　2002年，冯骥才先生带着我们在山西后沟村做村落调研，后沟村的保护也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这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前的一个举动。当时我们已经意识到，在现代化建设过程当中，传统村落、民艺需要保护和传承，事实证明这样的一个理念、这样一个呼吁是非常必要的。进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时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田园风光是无限美好的。

　　农耕文明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这种遗产是活态的、是精神意义上的，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伟大之处。这些东西如果没了，就没了精气神。文化保护传承与城镇化不矛盾，它们是共生关系，可以协调发展。

　　记者：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受到极大关注，其中既有“雅文化”或“精英文化”的范畴，也涉及“俗文化”或“民间文化”的领域。围绕后者开展这项工作，有着怎样的意义?

　　潘鲁生：民间文化，或者说俗文化、百姓文化，“转化”空间太大了。民间文化具有社会的广泛性，传统民艺中刚健质朴、富有热情的精神在更广的范围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民间文化具有传统礼俗的影响力，传统节日、传统的仪式活动越来越受到重视，民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现在国风国潮热，我们也参与了一些项目，包括我的家乡山东曹县的汉服，我们就建立了研发中心。它是传统的吗?民间的吗?百姓的吗?是，但是它又很时尚。

　　现在的时尚、现代人的消费，需要传统的文化，需要传统的民艺，只不过我们转化不够而已。所以，需要更多的设计师、艺术家参与民艺资源宝藏的开发，把它发扬光大。“双创”的空间非常之大，很多大学、研究机构都在这一方面做深度布局。现在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我们的设计师要了解民艺当中的核心要素，二是企业家要积极介入，给它更好的市场归属。

　　记者：民间文化、民艺走向市场，面对的是商业化的问题。这会不会对文化传承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您怎么看待它们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潘鲁生：民艺是生活的艺术，它本身就是有市场的。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一个编筐的，编一个筐自己家用，编两个筐用不了给亲戚，编三个筐就进入市场，是不是?它和生活息息相关，你为什么不让它进入市场呢?我们的衣、食、住、行、用都需要市场调节，只是说这个市场不是纯粹去挣钱的市场，而是满足生活需求的市场。

　　但现在有些市场，我是不赞成的。一些民艺产品的价格越来越高，越来越走向了所谓的文人化、高端化、去生活化，成了“象牙塔”这样的东西，它不是对文化的传承，它是对民艺、传统工艺的一种禁锢，少数人“玩”就没意思了。传统工艺首先要讲究“工艺之用”，不用就毫无价值。一个传承民艺、传承传统工艺的设计师，设计一个杯子、一个碗没法用，光能看，就没有价值，只有“用”市场才大。

　　所以民间文化、民艺和市场没有矛盾，只不过现在很多设计师、工艺师、艺人有了一定的身份之后，追求“曲高和寡”类的东西。这样的市场我是不赞同的，因为不能普及，没有量产，都是自己去把玩的东西。如果是这样一种倾向，就失去了工艺与设计的意义，因为设计一定是为最广大的人群服务，不是为极少数人服务的。

　　记者：您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做了20多年的校长，一直致力于设计人才的培养。在您看来，我们需要一支怎样的设计人才队伍?

　　潘鲁生：设计学这几年发展速度非常快，设计人才的需求也非常大。但是设计学科需要一个整合，我们培养的设计人才不仅仅要学审美、学美术、学设计技能，还要学市场、学管理。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广阔的视野，我们的设计师向度是比较单一的，也很难服务社会。在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里，艺术学中包含“设计”，交叉学科中也包含“设计”。这个方向是对的。因为设计不仅仅是它本身，还有经济学的元素、工科的元素、社会性的元素，最起码从课程结构上要有一个交叉体系。在大学本科4年、研究生3年当中，你不仅学艺术学、学设计理论，还要学一点市场管理、设计管理、经济学，这样使得一个设计师不仅仅可以设计，还能做设计的专家和管理者，人才的领域就广泛了。

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民艺品牌

　　记者：您从事的工作一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密切相关，您如何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潘鲁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既是民间文化艺术的积淀和传承，也是当下的认识和保护，更关系未来发展的可能。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和保护机制为民间文艺提供了官方的认可和支持，其培训课程、传承基地等帮助民间艺人和传承人传授技艺，确保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得以延续;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提升了民间文艺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认知度，不仅有助于提升公众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还为民间文艺的市场和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应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的培养是保护传承的重中之重。传承人老龄化、人才培养模式相对单一、年轻人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等问题仍比较突出。相较保护传承的实际需求，人才缺口大是长期需要解决的难点。加强传统工艺专业建设，包括强化相关职业教育，需要更多配套举措和落地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力量协同推进，政府、学校和相关行业、企业共同参与，才能落地见效。

　　记者：国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您觉得哪些方面需要继续推进?

　　潘鲁生：什么叫非物质?它是无形的，它是经验的传承、是技艺的东西。我们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片面从物质层面来认识，而是透过物质来研究。比如中医的脉象、怎么把脉，单方、验方、偏方怎么开出来，药材长什么模样、怎么去采集……为什么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一个活态的文化体系，给了我们重新思考、整合的机会。我们要从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的高度开展这项工作，而不仅仅是“热闹”而已，我们的学科建设，一定是严肃的、严谨的。

　　记者：近年来，四川持续举办成都国际非遗节，也不乏《通江民间歌谣校补图注》《箭塔村故事集》《阿依嫫嫫》这样的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获奖作品。在您看来，四川的民间文化资源储备有哪些优势?

　　潘鲁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多次到四川调研采访。四川的民间文艺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涵盖了戏剧、音乐、舞蹈、曲艺、美术、手工艺等多个领域。其中，绵竹年画、川剧、蜀绣、蜀锦等传统艺术形式独具特色。比如绵竹年画跟其他地方年画相比，有共性的东西，但个性也非常突出。这就使得四川在民间文艺保护、传承和发展过程当中有了抓手。

　　四川的民间文艺资源还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各民族的民间文艺形式丰富多彩，已成功命名“中国大禹文化之乡”北川县等20个国家民间文化之乡，“中国彩灯艺术传承基地”自贡市自流井区等3个国家民间文艺创作基地，增强了地方政府和群众挖掘、保护、抢救、传承优秀民间文化的意识，为传播四川优秀民间文化、保护民间文化遗产、促进民间文艺的传承发展、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记者：在推动民间文艺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方面，四川还可以在哪些方面下功夫?如何将民间文艺资源大省，建设成为民间文艺发展高地?

　　潘鲁生：四川高度重视民间文艺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近年来，四川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支持民间文艺的保护、传承和发展，采取政府推动、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方式，举办了不少活动，比如成功举办了23届绵竹年画节、举办“四川省2024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版权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暨版权服务进校园”活动等。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过程中，我感觉全国对民间文化特别是民间工艺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我觉得游戏《黑神话：悟空》可以给大家一个启示，就是把当地的文化资源作为我们民间文艺的财富，讲好中国故事。比如很多民歌也可以形成创作主题。民间工艺也可以作为转化的重点，四川藏族金银器的打造、唐卡的制作，还有青神竹编都是特别精彩的。青神竹编能做到极致，把一个竹片分成几百上千根竹丝去编织，这就是当地老百姓的一种智慧。

　　怎么转化?下一步，四川应持续发挥地方特色，利用好民间工艺的材料、技能等文化价值，鼓励艺术家和设计师将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民艺品牌，拓展国内外市场，盘活这些土生土长、代代传承的文化资源;加强与高校、职业院校的合作，开设相关专业和课程，培养新一代的民艺传承人。同时，还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数字化、虚拟现实等技术，对民艺进行记录、保存和展示，提升其传播力和影响力;鼓励社区居民参与到民艺保护和传承中来，通过建立民艺工坊、开展节庆活动等形式，让民艺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活态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