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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较喜欢记故事

　　杨茂源喜欢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那时候住在大连一栋日式的楼房里，楼梯是旋转式的，半夜出来上厕所就会觉得很恐怖。那时候听的故事很多，印象很深，自己也觉得有意思，即使是长大后在各地行走，遇到年长的老人，他也想方设法让他们讲一些古老的传说。加之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对孩子来说是比较安全的，满大街跑，这孩童的天性如奔腾的野马，体验了很多现在孩子不可能接触到的东西。

　　记者：想象力就是那时候培养的吧?

　　杨茂源：对，想象力是练出来的，习惯性地会想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所以我的笔记里也会有这些，还有一些听来的故事。

　　记者：您比较喜欢听故事，更擅长讲故事，很吸引人。

　　杨茂源：我其实并不擅长文字。因为读者没有见过我所描述的那些东西，这就给我一定的自由空间，读者也不会质问我是否有编的成分。当然，故事都是事实，只是时间地点可能会有些出入，而且故意加入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徐钢：杨茂源的作品与他的文字有对话的关系，包括画的那些灭绝的动物，文字增强了作品的信息，同时化解了视觉的意象，文字对他来说很重要。基本上每个艺术家都梦想着自己成为作家，而作家也会梦想着成为艺术家。

　　文学对人的影响都非常大

　　杨茂源读初中的时候所在的学校美术生升学率很高，跟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微博]附中差不多，学校有个传统，每年暑假都会组织写生，这对他日后的创作影响很大，对城市的了解和对环境的认识也是那时候形成的。大连的空气比较潮湿，很适合画水彩，那时候杨茂源每天会画很多水彩画，一个月下来会有一大摞。80年代初有机会看过印象派的画展，包括北美的铜版画，很震撼，对他的影响也很大。

　　记者：那时候的教学也是很程式化的吗?

　　杨茂源：一样的，考试都是会这样。我做的石膏像就跟这个情结有关系，没完没了地画石膏，我考浙美的时候就是画的美第奇肖像，而且是默写的。因为那个角度和光线画了太多次了，很快就画完了。

　　记者：我们这代在初学的时候画写生大多强调写实，你当时的写生却很主观。

　　杨茂源：那时候文学读物看得多，像文学青年报纸，日本文学、新华文摘、伤痕文学，地摊上都有，而且人们喜欢看，80年代初，人们对这些文学接触比较多，现在的孩子接触的信息太杂。

　　记者：文学对您的影响非常大?

　　杨茂源：应该说文学对人的影响都非常大。

　　记者：音乐呢?

　　杨茂源：那时候喜欢听收音机，里面放的都是欧洲的古典音乐，虽然不懂，但是也常常听得泪流满面。音乐厅很火爆，常常是爆满。

　　徐钢：那时候严肃的文化是显学，突然一下放开了，随便一个人都知道李泽厚，都听古典音乐。

　　记者：那时候的文化是很开放的。

　　徐钢：那时候充满可能性，整个80年代是充满可能性，又所有可能性都没有实现的年代。

　　都是苦孩子，就为赚点钱有顿饭吃

　　大学时代对每个人来说，也许是一生最美好的回忆，那时候叛逆，不羁，追寻自由，80年代物质匮乏，精神状态却是现在比不了的，也许很苦，却很快乐。

　　记者：你们大学的时候也会有考前班么?

　　杨茂源：要赚钱啊，那时候在东四给小酒馆写招牌，老板付不起钱，就让我们去店里喝酒。经常去北师大。那时候学生对各样的培训班是有需求的，培训班的海报贴出去后有很多人报名，那时学费很便宜，好像就是5块钱。在学校租一间大画室，那时候和方力钧办了好几个这样的班。

　　徐钢：他们都是苦孩子，就为赚点钱有顿饭吃。

　　记者：现在的代班的也是为了生存。

　　杨茂源：这时候是赚钱的，我们那时候老赔钱，因为学费低，请学生吃饭都不够。有次骑自行车带着学生去圆明园写生，吃饭的时候发现钱不够。现在想想还挺有意思。

　　记者：那时候招生少，我还以为没有多少人学艺术呢。

　　杨茂源：那时候我们班就九个人。

　　徐钢：那时候考上央美是太大的事。

　　记者：而且同时考上浙美。

　　杨茂源：那时候很多人是这样的。

　　记者：感觉那时候的状态很放松。

　　杨茂源：对，那时候上课不去上，我跟老方骑车去后海游泳，九点出发从王府井到后海，就在宋庆龄故居前面，游到中午，饿得发慌，又没钱吃饭，两个人就在那里望着天画饼充饥：“你看那个花生米挺好吃的……”饿得两眼冒金星，赶紧回学校。

　　沙漠里的风沙和被掩埋的秘密

　　年轻时候的楼兰之旅，对于杨茂源来说意义非常大，那之后所有的创作都与之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对于喜欢故事的杨茂源来说，那里千百年前就流动着的风沙掩埋了无数秘密和生死离别，在那方世界化解了时间和空间的痕迹。

　　记者：为什么选择画佛像?

　　杨茂源：佛像对我来说不仅是宗教的东西，跟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血缘是有关系。佛像里承载的能量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很多人对佛像是有一定的经验的。光温特别合适与佛像发生某种关系。现在跟80年代相比更需要宗教，不管好人坏人，都会烧香拜佛，你看每天去雍和宫烧香的人非常多，这是时代的特征，因为人受伤以后需要一个精神寄托，我画佛像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而不是出于宗教信仰。光温也是一个人人能接触的东西，当光温要与图像发生关系的时候，我会选择熟悉的，而佛像恰好合适。艺术最核心的是人，对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情感和经历。形式是可以被人拷贝的，而情感是不能拷贝的。艺术家创作是有温度的，我就是想通过光的温度来体现现代人的感受。我由于以前拍胶片的时候每天都要测量光的温度。光温是我从2006年开始测量的，每天太阳出来的时候北京的温度。一直到2010年，才开始考虑要把光温转化成图像。通过颜色的冷暖来代表光的温度。不喜欢直白的表现。

　　徐钢：关于佛像和地域性的关系问题我补充一下。1993年茂源去沙漠，碰到一座古城，叫作迈德克，很奇怪的是，古城是圆的，而周围所有古城废墟都是方的，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有学者做敦煌研究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圆形是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后来茂源做了很多圆滚滚的东西，跟这个触动是有关系的，虽然茂源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个影响，这个地域意义是他个人化的经验，从历史情景中去考虑，是非常清晰的。

　　杨茂源：当时进入所谓的丝绸之路，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那是一个埋藏了很多秘密的地方，发掘了大量的文书，这些文字都藏在大英博物馆。这些文书给我的印象是不断被沙漠掩埋，被风沙移走，再掩埋，这直接影响到我以后的工作方法。作品中常用的打磨就跟这种潜意识有关系，河滩的鹅卵石，最终会被磨圆，我们公认的最美的形状就是圆，这就是我的工作方法的线索。

　　艺术家在一起是很少谈艺术的

　　艺术家的生活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总是神秘的，你想象不到他们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是怎么来的，也很难想象这些特立独行的人如果聚在一起会是怎样的。杨茂源他们这代人，当年聚在一起的那些朋友现在在艺术圈很活跃，那时候的聚会，很热闹，和谐，也很有趣，现如今，很难再有那样的闲适和热闹，他们其实也是普通人。

　　记者：你2000年左右写的日记有一篇提到朋友聚会。

　　杨茂源：那时候我住在昌平，人们都比较闲，只要一打电话约，大家都会来，最多时候100个人，弄三只羊在院子里烤，喝多了就在草堆里睡着了。有一次打电话给祁志龙问：“你怎么还没来?”他回答说：“哎呦，我的车轮子掉了……”那时候是很有趣的。大家习惯性地周末都过来聚聚，小刚还住在花家地呢。不像现在，大家都特别忙。

　　徐钢：你那房子是粮仓改装的?

　　杨茂源：对。那时候老方每周去一次，我问他：“你干嘛啊?”他说他也想找一个我家那样的房子，结果开车找遍了也没找到，都快找到张家口了。

　　记者：那时候聚会的都是现在在圈子里很活跃的艺术家，那时候你们探讨的话题是什么?

　　杨茂源：探讨的是“这羊肉挺好，这酒挺好，哪来的?”

　　徐钢：很快乐。

　　记者：没有那么严肃，不谈论艺术?

　　杨茂源：艺术家在一起是很少谈艺术的。

　　记者：觉得那时候都是挺抱团的，不像现在特别散。

　　杨茂源：只是时代的变化，现在人都忙。要聚一百个人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