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任意尺寸 综合材料 2012年

　　无论是作为艺术家抑或策展人，刘鼎始终以置身其中的方式通过不同形式的工作表述自身的艺术观与世界观，以丰富而具体的实践观看不被在意的周遭。在这里，“周遭”一词涵盖了语境、行业、系统、现实等等概念，它们往往以一种相互重叠的方式呈现在刘鼎的工作中。其正是通过对周遭不同层面的探讨，反思实践中经验的边界及形成现有语境的动因与逻辑。

　　I ART：不久前，你的声音装置作品《1999》在第十届上海双年展上展出。请结合这件作品谈谈其与展览主题“社会工厂”的关联及与之相关的思索。

　　刘鼎：《1999》是一件对于 90 年代中国当代艺术进程回溯性的作品，在这个作品中使用了“我们”作为一个叙述者，动态地描绘了创作者、艺术系统、艺术史观、资本、赞助人、展览系统、画廊、文化地域等以及共同记忆的问题。 如果要谈作品与展览的关系，我认为当一件作品置身于一个展览中，不免就会让人想到联系，甚至是会自然产生一种叙事。无论我作为艺术家或策展人的身份，我个人都倾向于不谈关系。

　　《花》、《一个信号》 160×180cm人物 160×210cm布面油画 2013年

　　I ART：在你看来，艺术创作在社会性生产中扮演着怎样一个角色?

　　刘鼎：我认为创作艺术的人是一个真实的人，作为一个“人”对于社会认识的程度或者态度多少是反作用于创作的，但也不一定是一致的。一个每天喊着反抗的人可能内心是无比地顺从，这也是一种真实。对于艺术来说我们不需要强行把艺术拉进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造中去，也不要一厢情愿地把艺术真空化和浪漫化。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不同，对话的对象也会不同，表达能力的高低也决定着表达和转换的程度。对于艺术最好是给予足够的空间让其存在，不要期待太多。

　　I ART：由《感觉很前卫》、《挥之不去》、《伴随》组成的“三个表演”呈现了与艺术活动相关的三个日常场景，但其中所蕴含的艺术语言与手法明示了“创作”的存在。在这里，你提出了一个关于“弱表演”的概念，能否结合作品具体阐述这一理念?

　　刘鼎：我在去年的“三个表演”的展览的前言中是这样写的，“我从未将自己搁置起来去观察、讨论和反思艺术系统的组织方式，艺术的政治，以及我们的言论、思考和经验所处的基础。‘弱表演’正是这种既是现实，又是表演的实践方式。‘三个表演’这个展览使我有机会将近期的部分工作放在一起，特别是这些被我形容为‘弱表演’的创作。这些‘表演’既有现场表演的形式：它们发生在摄像机或公众之前;它们又都发生在艺术的现实世界的语境中，它们本身就是研讨会的一个环节，或展览布展的工作，或者是开幕式的一部分。它们是表演中的现实，也是现实中的表演。它们的形式可能是模拟一个现实场景的表演，但它们所呈现的关系和内容是真实的。

　　在这些表演中，我既是导演，又是演员，甚至是被谈论的对象。我敞露了我不会表演的天性，也敞露了我作为艺术家的犹豫和彷徨。” 在这三个表演中较早构思的作品是《挥之不去》，这件作品是以我个人收藏的，由不同时期的艺术家创作的习作或相对次要的作品，我给这些作品加上了粉色系列的木框或者基座，逐一在木框和基座上签上我的名字，给每个作品制作了铜制的展牌，在展牌上的材料一栏列举了原作作者的名字、原作题目、我为其订制的木框以及我的签名。

　　在我看来，这些未能成为杰作和纪念碑被刻画进艺术史的小品、工艺品、习作和多版数的版画等都是塑造我们关于艺术的意识和经验的来源。它们伴随着我的艺术观的形成;而在这件作品中，我也通过框子和我的签名伴随在它们的左右。我曾在不同的语境中以不同的方式呈现过这个收藏。

　　2012 年在台北双年展中，我以“布展”和开幕式上的“对谈”两场“表演”的方式将这组收藏作为布展的素材和讨论的内容。这两场表演都用摄像机记录下来，并在展览期间展出。此次展览中，我在画廊空间的三个墙面上设计搭建了绕墙一圈的开放式橱窗，按照台北双年展时的组合方式挂放这个收藏，并展出两个表演的录像。在这期间我又在伦敦的泰特美术馆实施了《伴随》和《感觉很前卫》的表演作品。

　　《绝对关系》任意尺寸 拼贴 2014年

　　I ART：日常性是你作品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具体实践中，你对某一日常现实进行提取的依据是什么?又是通过怎样的干预方式实现其艺术性的有效转换?

　　刘鼎: 在艺术实践中显现的问题往往也是我创作和反思对象，我觉得用创作来讨论创作与历史，或者用展览来讨论创作与历史始终是我的兴趣。从我参与发起并策划了“小运动：当代艺术中的自我实践 I、II”，“偶然的信息：艺术不是一个体系，也不是一个世界”，到我的一系列创作，在我看来，这些不同形式的工作都是创作，都是实践，更重要的是，它们使我以不同的通道去与艺术面对面，认识世界，我也通过它们来表述我的艺术观与世界观。我不满足于姿态式的表达，坚信以具体的实践来观看不被在意的周遭的必要性。在这些不同的创造性活动中，置身其中既是一个工作的前提，也是形式，更是意识。

　　I ART：你的创作具有某种观念先行的意味，所有实践似乎均是围绕着某一观念进行探讨，在不断向观者提出问题并引发思考的同时，你是否在作品中引入自我观点的在场?能否介绍一下你的工作方法?

　　刘鼎：在创作中并没有观念+讨论+思考+观点就有作品了，如果是这样创作就简单多了。创作始终是一个实践项目，投入其中是必要的，身在其中体会到复杂性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看出端倪深入研究也是需要能力的，转换表达更是一件难事。

　　《一个从王鲁炎那里听来的作品》绘画 240×160cm 照片 150×84cm 布、绳、纸、照片 2012年

　　I ART：一直以来，你的创作涉及思想史、艺术史、艺术工作、艺术行业、商品价值、日常生活、社会现实等等形而上的思考，它们彼此之间似乎亦存在某种关联性。能否梳理一下近年来你在艺术实践中关注点的发展线索?

　　刘鼎：这个问题我很想引用评论家苏伟 2014 年在文章《战役的中心》的描写来回答你。他是这样写的，“在中国的艺术行业内，语境这个词被刘鼎用他的创作和策展实践首先带到了台前。刘鼎不是一个艺术至上者，尽管信仰艺术，但比起对创作与实践的忠诚，艺术的形式对他而言并非重中之重。他对创作的思考里，语境成为他反复观看和测量的对象。在与他的多次探讨中，我们曾经尝试对‘语境’这一概念下个定义。在刘鼎的思想图谱中，语境、行业、系统和现实等等概念是互相重叠在一起的，它们实际上构成了创作的‘周遭’。

　　这种‘周遭’又是可内可外、可硬可软的，取决于考察视角的变化和对于具体问题的理解。刘鼎所从事过的各种不同形态的实践体现出他的工作与周遭不同层面的对话。比如，他参与策划的项目《小运动：当代艺术中的自我实践》，周遭明确地指向了艺术系统内部。面对艺术行业的日渐产业化和以消费为风向标的事实，刘鼎拒绝用默认的态度不干预、不判断，他颇具野心地强调要反思现有的权力结构和话语，并且激进地提出行业的平等性、自我实践以及实践的意义与方法论等等这些带有理论色彩的命题。

　　《小运动》两次巡回展览所呈现的这些来自于全球不同区域的集体实践和个人实践几乎都带有极强的在野精神和浪漫色彩，从自我组织、精神遗产的反思、个体创作的延展、在地的教育实践、替代空间等等多种角度集中考察了这些实践的强度、针对性和问题意识。这个重要的展览折射出刘鼎骨子里的艺术观，也是他把‘周遭’这一概念完全融入到有关创作的思考中的重要一步(实际上，他对‘周遭’的考察可能开始得更早可以回溯到 2002 年他在北京艺术文献仓库首次尝试策展的洪磊个展;几年之后，他在北京卓越艺术空间策划的王鲁炎个展、隋建国个展、苏珊·席勒(Susan Hiller)个展中，也传达出一些他对‘周遭’的认识)。

　　在《小运动》之前，刘鼎的创作其实已经开始酝酿这种对自身与周遭之间关系的考察，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对抗虚无的努力。作为一个并不过分纠结于艺术媒介和形式语言的艺术家，他开展了大量激进的、有些甚至是在中国当代艺术行业中具有开拓意义的实践，这些实践互相之间所采用的方法论，所引用的事态，以及所回应的某一种价值观都体现出极大的差异和丰富性。”

　　I ART：创建于 2008 年的概念艺术商店“刘鼎的商店”至今已发展至4个主要系列。通过开设这个概念艺术商店，你所要显明、探讨的问题是什么?请谈谈这几个系列是如何从不同方面有效地构建并达成你通过“刘鼎的商店”所传达的理念?

　　刘鼎：“刘鼎的商店”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是：1、《带回家实现心中的无价》，这是一系列由从工厂定制的、批量生产的、未完成的局部风景油画。每张画由于签上了刘鼎的名字而获得了升值的潜质。这些大批量低价销售的产品，由于附着了象征价值的艺术家签名而使很多顾客趋之若骛。在这笔交易中，真正被易手的是一个更无形的东西——一个艺术家在未来成为传奇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可以预见但又不可确定的未来的目标。在这个目标里，买者和卖者成为利益的共同体。批量生产的绘画在这里不过是这种利益的一个标志而已，也是艺术家自我的一个公共化的符号和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讲，绘画的形式感只不过是该商品的一个附加值罢了。

　　2、《艺术乌托邦的未来，我们的现实》，这个产品系列将不同性质和价值的物品、产品和艺术品按照艺术家预设的主题统一在一起，依照主题整体销售，每个主题系列中的物品完全均价，消除了各种功能性、商品性、文化性和社会性的价值差异。在每个主题中，任何物品都是平等的，它们的价值没有等级和量的差异。在这种价值观的背后体现出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物品依赖于语境而获得新的价值，语境也依赖于物品的存在而形成意义和价值。这种对艺术新秩序的乌托邦式的设想也来自于对艺术系统以及更宽泛意义的价值系统的思考和研究：个体在不断地循环中互为语境，并在相互地参照中生成和烘托彼此的价值和价格。这是一种激进的政治想象。

　　《1999》任意尺寸 声音装置 2014年

　　3、《对谈》，这是一系列我与其它同行业的实践者在相关语境下进行的非公开对谈并以记录性图片和录音为销售内容的产品。这些对谈在没有观众的前提下进行，消除了任何带有表演性或教育性的言说的必要，为对谈的双方创造了一个坦诚和深入讨论的平台和基础，不需要做出任何妥协。这是一种自主的文化生产的形式，思想和情感的自由交换。它不是采访，也不是辩论，更不是为了达到任何意见的统一或目标而进行的协议。它是一次在一起的机会，并且具备了非常明确的目的：面对面的交流。在这个产品中，价值的载体实际上是一段思想碰撞、激发和交流的体验和经历。艺术家大胆地赋予其价值并标上了价格，召唤着同样具有冒险精神和前瞻性的消费者。

　　4、《友谊》，这个产品概念出售的是一个抽象的精神性空间和一个建立关联的平台，一个由刘鼎设计的家具和物品组成的环境和语境。这个语境鼓励并允许人们在一起，产生交流，将人们联结起来。它充分利用了物理空间和情境氛围对人的身体、意识和行为模式所能产生的影响，通过制造一个功能性的空间使友谊的形成成为必然和必需。

　　在“刘鼎的商店”中，产品、产品的生产、定价、呈现、推广、销售、循环和围绕着这些环节所形成的人际关系既是商店的一些基本组成部分，每个环节也成为投射其价值观和对于价值的思考和讨论的载体。“刘鼎的商店”开始于提出关于艺术家身份与作品的生产和销售方式的问题，进而转向对于艺术品与其它物品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并拓展至对于艺术系统中各种生产关系的认识，以及对于精神性和思考性的空间的价值塑造。“刘鼎的商店”的各个计划始终未脱离对于艺术系统的各种机制和规则的影射、讨论和思考。

　　I ART：有关“艺术边界”问题的探讨由来已久，在你的很多作品中亦可看到对这一问题的涉及，请谈谈你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刘鼎：艺术的边界问题我认为是来源于在一定语境和经验中的惯性思维，也是局限性的较为隐秘的显性问题。我的工作的兴趣是尝试反思实践中经验的边界和形成现有语境的动因与逻辑。(采访/撰文：王薇)

来源：798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