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璜生与他落满书的办公室

　　印象中的王璜生从来都是忙碌的，无数次的活动开幕和讲座研讨上都能看见他的身影。除了艺术家的身份，他为人所熟知的美术馆馆长工作，从广东美术馆到央美美术馆已经开展了近20个年头。20年间，中国的绝大多数美术馆从给人们只是陈列馆到学术机构的印象，一批人为此倾尽全力，而王璜生就是其中之一。

　　曾经有媒体问他怎样做好一个馆长，他回答“理想的美术馆馆长应该是一个有学养史识、有文化抱负、有职业道德操守、勇于担当风险、有管理能力的美术行内专家，兼具美术史家、美术管理者、有责任感、有良知、甘于奉献的知识分子多重品质。除了坚持艺术、学术理想外，还要坚持做人的准则。不谋私利，不偏私好，只对历史、对艺术、对公共文化积累、对公众负责。办一个具有一流水平的美术馆不容易，即便达不到一流水平，至少要问心无愧，要对得起馆长这个职位。”显然，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极为严格的。

　　采访王璜生的时候，正值央美美术馆第二届CAFAM未来展开展的前夕。期间，他签了一份合同，对接了咖啡厅作品的安装，确认了艺术家要用的地毯样式、观众调查表的用纸。馆里的事情似乎可以用“有困难，找馆长”来概括，事无巨细的他说“不能找不到人啊”，爽朗的笑声又随之响起。

　　回顾2014：美术馆要有野生的能力

　　2014年，央美美术馆总共策划了36个展览项目。在第一届CAFAM双年展一炮而响之后，第二届的CAFAM双年展“无形的手：策展作为立场”引来美术界空前地关注。在这届双年展中，王璜生说作为个人经历有很多难忘的事情，“印象最深的包括跟六个国际机构的年轻策展人和相关负责人的交流，也看出了不同的艺术机构他们的一种策展思路和特点。”

　　2013年暑假前，项目启动之初，六个策展人一上来就问王璜生怎么做?有多少资金?“我觉得我也得表态，要不人家怎么做，你不能含糊的，要将一个事做好就是要表态，你就得许诺跟表态。” 这一表态就给了王璜生非常大的压力，按照国际展览规则来走账，“无形的手”前前后后花了五六百万。

　　这笔钱怎么找?极为艰难的找钱过程中，王璜生说“记得当时我第一次跟798七星集团的老总王雁伶见面，我说想要寻求他的合作支持，最初他以为我只是需要场地空间的支持，他没有想到我说的‘寻求支持’是现金上的。虽然一开始思路完全有点儿接不上道，但很快我们最后达成协议，解决了我很大的困难，也很令我感动。”

　　一个国际性的展览，面对一些很具体的问题，找资金是一个问题，使用资金也是一个问题。央美美术馆作为一所学校美术馆的体制，“这里面有很多具体的环节，但是最后我们用一切办法和能耐去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做好一个事，确实是感受太不同了。”

　　“找钱”永远是任何一个美术馆都需要直面的问题，但王璜生认为资金的饥饿感让美术馆更有野生的能力。抽着烟斗，他说“其实我觉得一个美术馆有资金压力，这是正常的事。美术馆不能只是等待一种现成的资金，政府给一些公益的文化机构给予资金支持这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一个美术馆不能变成再吃大锅饭的机构，不能只是一个坐着等着人家给你钱，你去干活的机制。每个美术馆有它的独立的学术方向跟运营的责任，甚至这种饥饿感会使它更有野生的能力。”

　　但野生必须有一个野生的环境，草在哪里?“中国的美术馆为什么在早前诸多问题上非常的艰难?是因为，我们在没有非常完善的社会税收体制和文化认同机制在这里面。我们碰上一个有文化理想的人或机构，他们可能会支持一点，但是这样的人毕竟是少的，西方对美术馆的支持机制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文化认同。野生要有野生的环境，要不就野生的很辛苦。我们现在就属于野生得很辛苦，当然我想这也是锻炼了我们的生存能力。”

　　找资金是一个问题，但如何用好资金更是一大问题。”我觉得现在有些东西不是没钱的问题，而是大家都在浪费。今年我的新年开会我的新年致词其中的一条就是要做环保的展览，要有一种环保的意识。不能说每做一个展览，就又刷一遍墙，又弄一批板。”

第二届CAFAM未来展，王璜生主持开幕式

　　谈馆长经历：从专职画家到馆长

　　1996年，王璜生还在广东画院做专职画家，“有巨大的画室，很悠闲”。那几年，王璜生写了《陈洪绶研究》，参加了很多美展，他的《天地悠然》系列就是在当时创作完成的。却没想到有一天，广东美协来人找到他就此改变了他的职业生涯。

　　“1996年，广东美术馆是广东美协办的，广东美协一直找人做广东美术馆的的副馆长，想做一些展览。期间，据说他们也找了一些人，包括从外地聘请，但来了没几天以后都跑走了。后来他们实在找不到人，也不知道谁出的主意，他们就跑来找我，劝说我去，一劝我就去了。当时美协的领导谁都没有想到，在广东画院这么好条件底下的我会去广东美术馆。”

　　在当时国内美术馆事业还没有起步的1996年，不仅广东美术馆，全国绝大多数美术馆都是“群艺馆”、“展示馆”的性质，充斥着大量的家属，没有具体经费，没有学术标准，很多学者对当年的美术馆体制是不敢苟同的。起初王璜生不是没有犹豫，“我也犹豫了一下，很多人也劝我不要去，但是很快也答应了。答应也是出自于我学一些美术史，对国外的一些美术馆会有所了解。因为谈到一些研究和重要的研讨会，都会想到是哪些美术馆办的。国外美术馆作为一个公共跟学术的机构，是有理想的，中国的美术馆也应该成为一个令人尊重的地方，能够在文化中做出一点事情来。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去了。”

　　其实同样的原因，王璜生2009年来了北京。来北京之前，同样也有很多人劝他不要去。”很多人劝我说，在广东美术馆我是一馆之主，经济大权和人事权都在我手上，现在来中央美术馆我没有这些权利，资金又少等等，怎么能够干好?为什么要放弃在广东美术馆营造这样好的一个基础，重新开始?我的想法是我在广东做了非常多的事，已经可以了，我觉得差不多了。我觉得应该从广东出来，挪一挪位，人生应该很丰富的。”

　　王璜生对北京有向往之情。早年来北京他就接触了一些艺术家、诗人、青年朋友，对他么的那种充满热情和责任感的感觉觉得非常认同。北京是国际文化的一个交会点，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我也感受到这样一种气氛”。“另一点是中央美院对我的吸引。我一直向往着这样一个艺术学院，这跟其他艺术机构还有不同，它可以更学术。种种原因，还有我不愿意老是在一个地方，更喜欢开拓性的生存方式。当时上海的张晴蠢蠢欲动也想来北京，但是他也很犹豫，后来聊天的时候我们说了一句话，现在聊天还会经常提起：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多种经历，来北京转换一次经历，丰富一点你的经验。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失败也是一种人生经历，何必老呆在一个地方，用一种生活方式来生活呢?我也是以一种这样的心态来北京的。”

　　从广州三年展到CAFAM双年展等等一系列的大型展览，从画院专职画家的身份转换成美术馆带头人，王璜生坦言也是边摸索边学习。1996年王璜生初到广东美术馆，对美术馆的任何一切都很模糊，但当时广东美术馆的馆长林抗生，一上来就把王璜生安排在学术副馆长的位置，让他放手去干。“学术副馆长是对美术馆整个学术的发展、表述、定位等等在馆长的指导下，他都会让我去想、去干，能够让我发挥。”

　　在一边摸索一边学习的过程中，王璜生还向很多有经验的前辈取经。“我们当时聘请了香港艺术馆的总馆长曾柱昭做顾问，香港离广州很近，他时常过来跟我们介绍一些他们的思路和工作方式，也带我们去参观和学习他们的艺术馆。当时去他们馆第一个带我去看的就是他们的洗手间，曾柱昭跟我说'能够管好一个美术馆的卫生间就能管好一个美术馆'，并给我看他们卫生间的冲洗记录等等。还有台北艺术馆的馆长黄光男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当时他出过一本《美术馆行政》。这本书成为我美术馆工作入门书，虽然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当时对我影响很大，谈到美术馆的管理，美术馆的执行，美术馆规则的建立等等，对我的影响很大。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一个对美术馆工作很好的一个学习。”

　　2000年，王璜生升任做广东美术馆馆长。 2001年的1月份他到了MOMA和现代美术馆，参加了美术馆馆长培训。一系列的讲座、藏家的见面、经验的交得他，这一段经历也使我更多地接触真正国际的美术馆方式和他们交流的方式。也就在这个时间段，王璜生开始有了做2002年首届“广州双年展”具体想法。

“2015年，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走出去”

　　就在他把广东美术馆做得有声有色的时候，他却决定北上。2008年央美美术馆的新馆开馆，王璜生作为广州美术馆馆长的身份被邀请来参加开馆仪式，“当时觉得这个馆太漂亮了，无论从外观到内部等等，对这个馆的空间非常欣赏”，但怎么也没想到后来他自己做了这个馆的馆长。

　　2008年年底，第三届广州双年展开幕前夕，王璜生打电话邀请前任央美院长潘公凯出席展览开幕式。一向对外很少出席活动的潘公凯居然答应了，但却跟王璜生说“好，我会去的，但是我去不是参加你的开幕式，我是去跟你谈事。”这一“谈事”，就是去找王璜生做央美美术馆的馆长一事，“来了以后就说希望我去央美美术馆，因为我也有种种担心，他也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正能量，他也会支持我，提点我需要注意什么问题，他让我考虑，说会在2009年的春节后正式发布。”

　　2009年6月29日，王璜生到北京参加马爹利的颁奖仪式。被潘公凯得知王璜生人在北京，便打电话给他说“这样吧，这几天就找个时间过来交接一下吧”，借着参加活动的档期，王璜生就去交接了。“6月30日我过来和谢馆长交接工作，7月1日我就正式上任了。”因为临时交接，广东美术馆在当时一直还没有找馆长，那个阶段王璜生是两头跑，到2009年底左右广东美术馆的新馆长才上任，“那半年一直是两地兼顾，也做了挺多有意思的展览。”

　　转战央美美术馆之初，也是边学习边摸索，”也不可能一下子有具体的想法，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是以前做过公共美术馆，而且公共美术馆里边我也比较重视学术的这种系列化的思考。学术工作需要持续性和系列性。在公共美术馆也是美术馆面向公众、面向社会的一种功能，工作起来的思路会更为开阔一些。”

　　这种思考和基础建设的过程中，慢慢开始考虑做央美美术馆“双年展”，就是第一届做“超有机”，又开始思考做“未来展”。在这个过程中的同时，王璜生开始整理央美美术馆藏品，如何完整藏品的档案、管理、修复等等，在这个基础上，在产品研究梳理的基础上加强和学校学生的合作，一方面挖掘和整理产品，然后到后面的介入到学术研究，美术史的梳理和学校历史事件的研究，从而进行美术史上的提问。

　　近20年的美术馆的工作，从广东美术馆到央美美术馆，王璜生说自己基本保持一致的工作原则，就是以身作则。“基本上这也是我自己做人的原则。美术馆既是一个研究部门，也是一个管理执行部门，管理执行部门应该有它的一种规则规范化的操作，不能说管理执行部门找不到人。找不到人，那怎么办下去?每周的例会大家一定出席，包括我在内无论任何人都要参加，这也养成了工作中必须执行的一个要求。”

　　谋划2015： 展览如何走出去

　　面对2015年，眼下最重要的就第二届CAFAM未来展，以及接下来在香港和上海的巡展。2015年的央美美术馆，王璜生说原定的规划是“我们如何走出去的问题”。其中一个较大的项目就是“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主题展的海外巡展。

　　2013年首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在中华世纪坛亮相之后，得到了很多方面的关注，并在2014年9月的的photo shanghai上海影像艺术展期间，重新解构，与民生现代美术馆和photo shanghai艺术博览会的合作展出了“2009-2014中国当代摄影”。“他们都非常支持，在国外他们都觉得这种项目太好了，因此在博览会上首先开辟出一个必经之路的空间给我们，然后又将主要的展览放在民生现代美术馆。博览会期间，他们每天用专车来连接民生美术馆跟上海展览中心之间的观众和嘉宾。”

　　对于这个了解中国目前当代摄影现状不可多得的展览，目前包括丹麦、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地的机构都有意象“引进”，王璜生透露“目前这个项目在美国中西部合作联盟是推进的非常不错，然后丹麦的这边也是推进得非常不错。”

　　中国的展览如何走出去?王璜生坦言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真正能够走出去以后有影响，能够有体现中国的当代的文化问题，同时又能够在一个更主流的文化平台上来进行交流，这是非常轰动的事情。对央美美术馆来说，“未来一两年的主攻的方向跟计划就是如何将我们的展览走出去。”

作者：徐婉娟